池莉是当代“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从这个称号我们不难发现她作品的最大特点，那就是：写实。池莉是标准的现实主义者，看待现代社会，她像她曾经从事过的职业——医生那样，具备了极其精细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她丝毫不懂得掩饰自己的情绪，所以她的作品呈现出了情绪化的一面，主观流露太多，这并不是池莉的缺陷，倒成了她最吸引我的地方。池莉即使在用一种冷峻的口气描述故事时，她的嘲讽里仍洋溢着古道热肠。她是个奇怪的“矛盾综合体”：从文风来说，偏向于浪漫主义，常常有激情澎湃的抨击，多用排比句，很有气势；从取材来看，又绝对不离现实生活。从转型期前普通人思维方式的单一纯洁到转型期社会风气的浮躁人心的不古——这是池莉小说的主线，但她的态度又是模棱两可的。对于前者，她有赞赏，也有不屑。毕竟，那时候人的思想观念太落伍了，非得更新不可；对于后者，她纵使有一百个不满意，字里行间仍掩饰不了身在其中所感受到的活力、动力与空前的自由。她是忧心忡忡的，当一个社会突然进入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大潮之中，许许多多曾经被深深压抑在心底的本能都以丑态毕露的方式爆发出来，池莉不是“向后看”的人，她的性格也决定了她不会倡导人们回复从前那种淳朴的生活，但她意识到现有社会的纷乱和世风日下，只好借助于纸和笔发泄一下不满和忧虑的情绪，以起到一个警世的作用。池莉的写实能力很强，把握男女心态的才能也不错，所以她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
王安忆主要还是沿袭了“海派”的传统风格。她恰恰与池莉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是个旁观者，纯粹理性和冷静的。就算小说进入了最激动人心的高潮，隔着书页，我似乎仍能感受到王安忆的不动声色。这种不动声色并非浑沌一片。王安忆对于现实的感受能力并不见得差于池莉，她甚至更清醒更警觉，只是她不说而已。她拥有一套自己的创作理念，她不喜欢将问题尖锐化，将现实里的吵吵闹闹、纷争困扰放在自己如散文般优美的小说里。所以，池莉最拿手的题材，王安忆是不写的。王安忆将目光重点投入人性的开凿深化上，宁可写小人物，也不沾官气。即便是《叔叔的故事》这种时代感很强的作品，王安忆的描写方式也是含蓄的，讲求点到即止，心照不宣就行。有时甚至是使用隐晦的语句，朦胧的、不撕开外衣的。——这是一种中国传统小说惯用的手法。所以，王安忆给我的感觉是：典雅。她也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但单从文本表面不易感受她的爱憎与同情，需要将心比心地揣摩才能体会。池莉是一目了然爱憎分明的，王安忆却是曲曲折折、不作断言的含蓄。我倾向于含蓄，总觉得含蓄的东西隽永、值得体味。就好比捉迷藏，一下子找到难免失之无趣，若是经过周折再找到，意义就不寻常了。
池莉与王安忆都是风头甚健的当代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她们的区别是明显的。那么有共同之处吗？——有！
因为两人都是女性作家，可巧的是她们的女性意识都属于清晰而明确的，所以她们的小说中，对于女性心灵的开凿是下了一番工夫的，比起作品中的男性，显然要深刻一些；女性的形象比男性要立体饱满。池莉更是写出了《小姐你早》、《云破处》这样女性意识强烈的力作，还带着“女权”的意味与倾向。池莉乐观地认为：女性解放、独立自主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王安忆也关注女性的命运，但她似乎悲观灰调许多，她笔下的女子多半逃不过命运的捉弄，多半是找不到出路与归宿的，多半是以抗争不成的悲剧收尾的，如《妙妙》、《冷土》、《我爱比尔》等等。王安忆的认识可能不那么合主流，但我认为这种认识更接近于真实，更让人感觉到女性对于自己命运的思考，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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