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也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大夏讲坛发表演讲。近30年来，我兼任了两种职业———作为学者和外交官员。在这两种职业中，我一直寻求把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与强烈的历史意识结合起来。有时人们会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拥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职业！我回答说，我是两栖动物：我在学术的海洋里游泳，在政策的坚硬的土地上行走。今天我将以学者的身份讲话。不过，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职业会影响到我在另一种职业领域的思维。
我认为国际问题研究存在四根“支柱”：历史学、经济学、文化与政治学。今天我将主要谈谈历史。但是，就像你们很快会发现的那样，历史也有办法变成现实。我会首先谈谈如何进行历史的思考，然后讨论一下古典国际关系理论。最后我将对几个历史个案研究进行考察。我希望这能够为当代国际问题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教训，并且可以引起热烈的讨论。
接受历史意味着记住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意味着要接受历史。接受历史也有积极的一面。我们都需要承认自己的传统和历史经历，并引以为荣。接受历史也意味着记住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思考可能不那么容易。但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思考，对于任何对当代事务感兴趣的人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并不只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以一辈子都牢记历史。历史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跟我们一起进步，所以，我认为，记住历史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很重要。它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历史并不会完全重演，但某些问题却会一再重现。我曾经问起我最喜欢的一位姨妈，当时她已年届八十高龄。“巴巴拉姨妈，”我问道，“你上了年纪，（生活）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她看着我，神情就像那时还是孩子的我一样，说道，“不，亲爱的，你只是看清事物更快一些———因为一切你以前都见过。”而我认为，历史无疑也是如此。你开始认清一些不断出现的问题和模式。历史也是教训的丰富来源。正如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雅那曾经告诫过的那样，“那些忽视历史的人会因为重蹈历史而受到惩罚”。
最后，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还意味着要接受历史。我说“要接受历史”有正面和负面两个意思。负面的意思就是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以为，在现代历史上，德国就提供了一个已经接受了自己历史的国家的很好范例。或许我应该说“正在接受”，因为这是个持续的过程。我想日本就是一个不太成功的例子了，因为这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接受其历史。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坦诚面对的历史。但是，接受历史也有积极的一面。我们都需要承认自己的传统和历史经历，并引以为荣。例如中国就拥有延续4000多年的伟大传统。所以，接受历史也意味着记住历史。
说到传统，我们在试图理解当代事件时，往往会使用国际关系的古典理论。你们中的许多人也许都学过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课程，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太乏味，还有些人会认为这些理论太抽象，但理论却有助于我们组织历史“事实”。理论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因此我想首先简要地谈谈那些古典理论。
古典国际关系理论
我最近一直在阅读中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小说第一句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很精彩。这是中国人历史观的重要表述。正如均势反映了欧洲人的历史经历一样，这句话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历史经历。
首先我要提一个大观点，这就是，在我们所称的“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着至少2000年不断交往的历史，那种认为东方和西方有着单独的、各不相同的历史的观点是十分荒诞的。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丝绸之路承载的不仅是货物，也承载着思想。就这段关系的头1000年而言，尤其是大约在公元600－1800年间，中国是许多新思想和新发明的创造者，是世界伟大的发明者。西方接受了这些思想，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情形。结果，东方为19世纪以后西方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这个观点很容易引起争议。目前在西方，就我们文明的起源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西欧的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在西欧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以往的观点认为，欧洲是自发发展起来的，没有得到任何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帮助。正如英国著名诗人鲁德雅德·吉卜林所说，“哎，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远也不可能相遇。”这一主题的现代版就是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它断言东西方文明存在对立关系。我认为这是花园里丑陋的杂草。他们必须给连根拔起并被抛弃掉。不纠正东西方文明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这种错误思想，我们就不能理解一直以来东西方频繁接触对于相互发展的深刻影响。
在国际关系的古典传统方面，欧洲有两大派别。一派通常叫做现实主义学派，另一派叫做自由主义学派。现实主义学派成长于17世纪，是为了解释处于交战中的欧洲各国。这一学派的一位伟大理论家和实践者就是枢机主教黎塞留，他是法王路易十三的顾问。他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政策，或曰合理、冷静地追求国家利益。他赞成自觉维持欧洲均势的政策，即使这意味着忽视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因此，为了维持欧洲的平衡和保护法国的独立，在三十年战争中（1618年－1648年），他让法国与信奉新教的德国王储和瑞典人结盟，反对哈布斯堡帝国与其同样信奉天主教的教徒。
从黎塞留时代以降至1945年，在欧洲存在一个国际关系模式：个别霸权国家一次次试图要统一欧洲，而与此相抗衡，（其他国家）则试图结成联盟以保护小国的独立，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循环。首先是奥地利，然后是法国，还有两次是德国，都试图通过建立其对欧洲大陆的控制来统一欧洲。而每一次由独立国家结成的联盟都是为了抵抗寻求在欧洲实现中央集权的那个国家。这种试图寻求霸权与寻求重建平衡的历史循环为现代欧洲人的世界观提供了背景。
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学派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这一传统的大师就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其有关“永久和平”的文章讲述了他的没有冲突、建立在独立的共和国基础之上的和谐世界观。对康德的现代追随者们来说，自由民主国家自然是和平的，但却受到非民主国家，尤其是那些装备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的威胁。此外，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观认为，和平受到保护主义、兑换控制及过多的管制等不自由的经济政策的威胁。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就是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欧洲与美国都共同拥有这一西方古典传统，但对这一传统的解释却迥然不同。这是因为欧洲与美国有着极其不同的历史经历。对许多西欧人来说，平衡与均势是国际事务自然的和首选的状态。他们认为单极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而另一方面对于美国人来说，势力均衡是不稳定的，会导致战争。绝大多数美国政策专家认为，一个混乱的世界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而幸亏美国最有条件提供这种领导能力。于是美国将欧洲对多极体系的支持看成是反美，并呼吁欧洲人在世界事务中听从美国的领导。这就是跨大西洋关系出现矛盾的主要原因。它源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国际关系观深植于其不同的历史经历。
同欧洲一样，中国也有着自己的国际体系，有着几千年的国际关系的漫长经历，只不过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中国国内。结果中国也形成了自己的古典理论。我最近一直在阅读这种古典理论的一个令人称奇的范例。这就是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小说的第一句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很精彩。这是中国人历史观的重要表述。正如均势反映了欧洲人的历史经历一样，这句话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历史经历。此外，这本中国古典小说也提供了有关大国之间三角关系互动的许多智慧。我认为我们可以从研究相互之间的传统中学到许多东西。
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有一个问题，他们往往有些抽象，可能成为天空中的知识城堡：看上去很漂亮，但却难以把握。国际关系理论要有用，就必须与历史和政治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我最喜欢的两个成功运用了历史和国际政治的例子就是保罗·肯尼迪与亨利·基辛格。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这本书里研究了“帝国的过度扩张”这个问题，重点谈了西班牙、奥地利、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在有争议的最后一章，他对美国的过度扩张作了推测。基辛格的上乘之作《大外交》综合了其作为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和职业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在该书的最后，他对在美国理想主义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试图推行现实主义政策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有趣的探讨。
现在让我们转向历史本身，或许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两个历史个案中获得一些启发。
欧洲协调体系的崩溃及其启示
希望今天建立世界协调的想法与近两个世纪以前欧洲协调一样，面临着几乎同样的挑战。这些挑战首先始于美国对于是否参与大国协调的矛盾心态。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波那巴战争之后，欧洲各大国齐聚维也纳，安排和平的解决办法。在维也纳公会上，这些大国（奥地利、俄国、英国、普鲁士和战败的法国）发现，他们在维持欧洲均势和维护既有政府的合法性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因此，各大国同意定期开会来努力解决欧洲必然不断出现的问题。
在19世纪的绝大多部分时间里，欧洲协调成功地维持了和平。当然，期间也发生过德国和意大利的独立战争，以及英国、法国与俄国之间进行的规模虽小但却极其重要的战争。但从总体来看，这个世纪应该是欧洲历史上最和平的一个世纪。对于一些历史学家和当代国际事务评论人士而言，今天还存在在世界舞台上建立类似于欧洲过去有过的新的协调体系的希望。然而，我们需要回顾欧洲的历史，不仅要研究这一协调体系的成功之处，也要研究其存在的问题。现在看来，欧洲协调存在三个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它的消亡。
第一个问题就是英国对于协调体系的复杂心态。是否要积极介入欧洲大陆政治，英国人首鼠两端。有时候英国人会参与欧洲体系；但通常他们不会。这反映了英国国内在其卷入欧洲大陆事务程度方面的争论。在维也纳公会上代表英国的卡斯尔雷是英国介入欧洲协调的坚强支持者。而他的继任者坎宁却反对英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支持更为单边和全球性的政策。他认为，这将给英国提供更大的活动自由，使得英国人不用积极介入欧洲政治就能维持欧洲均势。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人的这种矛盾心理正是协调体系存在的根本漏洞之一。
欧洲协调的第二个问题是大国就镇压民族主义和民众运动达成的共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捷克、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在比利时和希腊，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大国的确对民族主义和民众运动保持了沉默，并承认了这两个国家的独立。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国的反应就是镇压此类运动，最突出的就像1848年革命之后所做的那样。最终，大国拒绝调和民众的情绪促成了协调体系的崩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协调体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大国未能就如何处理当时所说的“东方问题”达成一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执导致了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随后在巴尔干地区及东南欧冲突的爆发。
希望今天建立世界协调的想法与近两个世纪以前欧洲协调一样，面临着几乎同样的挑战。这些挑战首先始于美国对于是否参与大国协调的矛盾心态。其次，是如何回应就像今天我们在拉丁美洲和中东所看到的那种后期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最后，是如何调和与老的东方问题相似的“新的东方问题”。我以为，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不应当带着过多情绪来反思历史。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世界大国协调的发展，但这要求我们具有极大的智慧和耐心。
美国的崛起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100年前美国的崛起与今天中国的发展的确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让中国适应世界与让世界适应中国都需要各方付出时间、耐心和良好的意愿。
美国的崛起差不多刚好出现在100年以前，它为今天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可比之处。
就像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样，100年前的世界体系是由英国领导的。但是到了世纪末，新的大国崛起了，最突出的是德国、美国和日本。美国的崛起对于既有的大国构成了经济和政治问题。美国内战之后，廉价的美国农产品出口浪潮开始涌入欧洲市场，这在欧洲几乎立即引发了经济危机。大多数欧洲国家作出的回应就是，提高关税和对这个新经济大国的产品实施各种保护主义的措施，这其中就包括法国实施的梅林关税法。令人意味深长的是，梅林关税法为后来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模式。
有关美国崛起的第二点是，美国用了50年时间，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才完全融入国际体系。在这段时期的许多时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在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与退回孤立主义时期之间摇摆不定。假如存在相似之处的话，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崛起进行何种比较呢？
如同一个世纪以前那样，今天的世界体系也是由一个国家主导的。现在那个国家是美国，而不是英国，但互动是相似的。如同100年前一样，新的大国正在崛起———最引人注目的有中国、印度和巴西。也存在廉价的中国制成品出口浪潮———众所周知的有鞋类和衬衫问题。还是像100年前一样，保护主义的压力正在欧洲和美国发展。但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完全融入国际体系所需要的时间。我认为中国不会有50年那么多奢侈的时间———也许不止两个星期，但肯定不会需要50年。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行为者，这就是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调解人。中国完全有条件担任这一调解的角色。当然，这一角色并不容易扮演。有许多重大的难题需要解决，就像多哈贸易谈判中出现的问题所证明的那样。
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处境就像是一块三明治：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挤压。这也是美国100年前面临的处境。差别只在于，世界不能再等50年才让中国决定该如何处置其新的力量。21世纪时间的运行要快于20世纪。当今世界政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在未来发挥怎样的作用？或许最保险的回答是已故总理周恩来在英国外交人士问起他是否认为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时所作的回答：“言之过早”。
然而，在我看来，100年前美国的崛起与今天中国的发展的确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让中国适应世界与让世界适应中国都需要各方付出时间、耐心和良好的意愿。
历史为什么重要
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国际事务的最好框架；没有历史，我们在政治上就会陷入茫然。历史不会告诉我们如何处理一个具体的国际问题，但它可以为我们需要作出的决定提供背景。
现在我试图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历史为什么重要？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国际事务的最好框架；没有历史，我们在政治上就会陷入茫然。历史不会告诉我们如何处理一个具体的国际问题，但它可以为我们需要作出的决定提供背景。历史教育我们，世界总是复杂的，我们需要尊重彼此的希望、担心和期待。
我想引用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的话来结束我的演讲。这段话源自《论语》里孔子与其最早的一个学生子贡之间的一段对话。有些意味深长的是，子贡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家和商人，还有些政治野心。他向孔子问起治理国家的要素。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现在我认为我们也可以将孔子的这条原则运用到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中。全球良治的最重要的要素包括经济增长、国际安全与信任———中文的“信”。假如要去掉一项，首先要去掉的就应该是军备。假如选择再去掉一项，就应该是粮食。而信任却仍然是最重要的要素；没有信任，国际理解与和平就没有了基础。信任是最难以建立却又最易失去的东西。这让我得出了最后的一个看法。我们可以从孔子身上学到的一个宝贵的教训就是，研究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必须既要研究权力，还应该研究道德。政治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获取和保持权力，政治也应该是教导我们如何使用权力达到的目的以及如何为别人树立榜样。正如孔子教导我们的那样，道德问题是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他将我们在西方往往分离的东西结合了起来。我很高兴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你们开设的国际事务方面的课程，除了重视对权力的研究之外，同时也更加关注对道德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这反映了孔子对中国人政治思想的持续影响。我要再说一次，我们可以从对方，从我们各自的历史经历和传统中学到很多东西。（演讲时间：2006年6月翻译：余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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