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任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早年，梁氏的政治和学术著作一经发表，常常风行一时。诗人黄遵宪曾称梁氏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近代文史学者多认为梁氏文章笔下常带感情，说理明晰，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先导作用。但是这样一位学术大师，按中国的习惯算法，仅活了57岁，他的突然辞世，其实是起因于一次医疗事故。此事的全过程，在陈西滢的《西滢闲话》中有记载。
那是1926年2月间的事。梁启超因尿血久治不愈，住入北京某著名医院。医生检查后诊断为右肾有肿物，必须切除。当时梁氏有一位懂得中医医道的友人劝他不必割肾，认为只要服用中医的汤药就可痊愈。梁氏深信西医更富科学性，决心让西医动手术。谁知一打开腹部，医生并未发现右肾有什么病变，竟仍断然将右肾切除了。从此以后，尿血之疾依然如故。医生不得已，只好另查病因，查来查去，竟说是病源在梁氏的牙齿上，于是一连拔掉了七颗牙齿，但病人的尿血症仍无起色。令人诧异的是，医生这时竟直白地告知梁氏：“找不出病因，不过，这尿血症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上文所叙，详见《西滢闲话》）过了不久，一代学人梁任公终于辞别了人世。
当医生误割了梁氏并无病变的右肾后，人们对为他治病的医院和医生群起谴责，陈西滢写了《尽信医不如无医》一文，抨击尤为严厉。诗人徐志摩在《晨报副镌》上也对此事提出了批评。在一片谴责声中，当时犹在病床上的梁启超为了维护西医的声誉，曾带疾撰文，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梁氏作为受害人，肯说这样清醒的话，确是颇可贵的。不过梁氏也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用”，“手术是这里的医生孟浪、错误了”。
现在回顾梁启超割肾事件的全部经过，平心而论，当时梁氏之疾原不应致死；他的死，除了庸医的误诊外，另一原因是他内心有一个误区：把西医诊断的科学性看得太绝对了，而把中医的诊断统统视为“阴阳五行的瞎猜”。他的这种认识既不公允，也不完全符合实际。事实是，西医由于医疗器材的先进，药物制作的科学化，确有其优势；而中医在辩证施治方面，在应用传统药材和针灸治疗方面，也自有其独到处。中西医应取长补短，不宜偏废。
何况即就先进的医疗设施来说，也只有掌握在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医生手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倘掌握在缺乏医德的庸医之手，先进的科学设施也难以起多大作用。不幸的是，梁启超偏偏遇上了这样的庸医；更不幸的是，当时这家著名医院又在千方百计地对庸医实行保护主义。
笔者之所以重提梁启超割肾的旧事，只想就这一病案说明一点常识：先进的医疗设施和高明的医术固然重要，但对病人切实负责的医德则尤为重要。
梁启超割错肾之后
作者：郑连根
摘自：《文摘报》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小便出血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被诊断为肾肿瘤，医生建议切除那个“坏肾”。
为梁启超主刀的是著名外科教授刘瑞恒，刘的副手也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可是百密一疏，手术室护士用碘酒标手术位置时，却把本该标明的左肾标成了右肾，刘瑞恒手术前也没仔细核对X光片，就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给切除了。手术之后，协和医院发现了这起医疗事故，可院方考虑到“协和的名声”，遂将此当作“最高机密”，缄口不提。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梁启超的态度。社会人士和梁启超的家人都觉得协和医院有“孟浪”之责，梁启超却一直替协和医院辩护，甚至这样说：“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实际上，手术后，梁启超病情日益加重，不到三年就去世了，所谓“越发健实”根本就是骗人之谈。在媒体上撰文替协和辩护的同时，梁启超私下对家儿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做”，“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既然深知其误，梁启超为什么还要替协和医院辩护，甚至不惜说谎呢?
原来，梁启超早就撰文比较过中西医之优劣，极力推崇西医。基于这种理念，他生病的时候就拒绝中医治疗。看来，梁启超是怕说出真相影响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将自己信奉的“主义”置于健康与生命之上的情怀，自然可敬。但就如何处理医疗事故而言，梁启超的做法并不好，医疗事故就是医疗事故，世上没有什么值得用掩盖真相去博取，用谎言去维系的，不论用心多么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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