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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生命（以及相关其它）

作者：蒙田　摘自:《蒙田随笔集》

　

　　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做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度”，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
    坏日子，要飞快去“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时光”的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哲人”的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来自自然的恩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
    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
    不过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生之艰卒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力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梢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作者简介】
    蒙田（1553—1592），法国思想家、散文家。代表作为《随笔集》三卷。

　
　　详细介绍：
    蒙田是法国文艺复兴之后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随笔全集是十六世纪各种知识的总汇，有“生活的哲学”之称，在世界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本书是蒙田随笔的全译本。该书的成功出版填补了国内文学翻译出版领域的一大空白。

　　编者的话

　　蒙田生于１５３３年，是法国文艺复兴后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在十六世纪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像蒙田那样受到现代人的崇敬和接受；他是启蒙运动以前法国的一位知识权威和批评家，是一位人类感情的冷峻的观察家，亦是对各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进行冷静研究的学者。从他的思想和感情来看，人们似乎可以把他看成是在他那个时代出现的一位现代人。

    蒙田的母亲是西班牙人的后裔，父亲则是法国波尔多附近的一个小贵族，当时的贵族不看重学问，以从戎为天职，所以蒙田常常说他不是学者；他喜欢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不治学，只不过是“漫无计划、不讲方法”地偶尔翻翻书；他写的东西也不润色，不过是把脑袋里一时触发的想法记下来而已，纯属“闲话家常，抒写情怀”；我们从他的代表作《蒙田随笔全集》里完全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写作心态和风格，其实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正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需要和审美情趣。

    蒙田在３７岁那年即继承了其父在乡下的领地，一头扎进那座圆塔三楼上的藏书室，过起隐居生活来了。

    蒙田把自己的退隐看作是暮年的开始，是从所谓“死得其所之艺术”的哲理中得到启示的。其实他退隐的真正原因是逃避社会，他赞美自由、静谧与闲暇，向往优游恬适的生活，不过他的隐居生活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除了埋头做学问而外，还积极从事写作，自１５７２年开始一直到１５９２年逝世，在长达２０年的岁月中，他以对人生的特殊敏锐力，记录了自己在智力和精神上的发展历程，陆续写出了这部宏篇巨著，为后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蒙田的名声在十七世纪已远播海外，在英国，培根的《散文集》就深受蒙田的影响。在十七世纪上半叶那个古典主义时代，有人认为他那结构松散的散文不合人们的口味，然而到了十八世纪，他又声名鹊起，著名作家、哲学家狄德罗欣赏蒙田的散文恰恰在于所谓的“无条理”，认为“这是自然的表现”。有些作家、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思想似乎特别复杂，具有许多不同的层面，因此对于后代的各式各样的人都具有无穷无尽的引力，大概这就是包括蒙田在内的古代大师的秘密。经过四百余年的考验，历史证明了蒙田与莎士比亚、苏格拉底、米开朗琪罗一样是一位不朽的人物，他的随笔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世上同类体裁中绝无仅有的”。

    《蒙田随笔全集》共１０７章，百万字左右。其中最著名的一篇为《为雷蒙·塞蓬德辩护》，充分表达了他的怀疑论的哲学思想。

    蒙田以博学著称，在全集中，日常生活、传统习俗、人生哲理等等无所不谈，特别是旁证博引了许多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论述。书中，作者还对自己作了大量的描写与剖析，使人读来有娓娓而谈的亲切之感，增加了作品的文学趣味。它是十六世纪各种思潮和各种知识经过分析的总汇，有“生活的哲学”之美称。书中语言平易通畅，不假雕饰，在法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开创了随笔式作品之先河。

    这部作品卷帙浩繁，用古法文写成，又引用了希腊、意大利等国的语言，以及大量拉丁语，因此翻译难度相当大。本社积累了组译出版《追忆似水年华》的成功经验，采用了蒙田死后于１５９５年经过增订的定本，于１９９３年开始组译，历经四年之久，分成三卷一次推出。这是蒙田随笔的第一个全译本，参与该书的译者都是研究和翻译法国文学富有经验的学者，为译出蒙田随笔特有的思想火花和语言魅力，各位译者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翻译态度是极为严谨的，读者可以从中真实地窥见到蒙田的思想、风格及他所生活的时代的风俗民情蒙田在文中论述的有些观点也许未必正确，但读者可以从随笔的总体上吸收他的思想和艺术精华，并收到启智怡情的功效。



　　序

　　季羡林

　　译林出版社准备出版《蒙田随笔全集》，征序于予。我没有怎样考虑，就答应了下来。原因似乎颇为微妙，看似简单，实极曲折。首先是韩沪麟先生来我家，是孟华女士陪来。我对孟华一向是深信不疑。她决不会随随便便陪等闲之辈到我家来的。因此我非答应不行。其次，我对蒙田还算是熟悉的，只是由于我个人研究方向的转变，同蒙田已经久违久违了。现在一旦提起，似乎有话要说，所以就答应了。

    万没有想到，这第二条理由却使我尝到了一点不大不小的苦头：原以为自己真有话可说，等到拿起笔来，心中却空空如也。我现在是“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了，不说也得说了。但是，倒三不着两，随便扯几句淡，勉强凑成一篇序八股，也并不难。可这不是我的作风，这样既对不起出版社，也对不起读者，而且也对不起自己。

    我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重读原作。当年我当学生时，梁宗岱先生翻译的《蒙田试笔》，我曾读过，至今虽已年深日久，但依稀印象犹存。现在又把韩沪麟先生寄来的校样拿过来，翻看了其中的若干篇。我没有全读，现在从实招供，旧印象加上新阅读，自己觉得现在说话有了些根据，“莫怪气粗言语壮”，我已经有了点资本了。

    我觉得，读这一部书，首先必须读《致读者》这一篇短文。蒙田说：

    读者，这是一本真诚的书。我一上来就要提醒你，我写这本书纯粹是为了我的家庭和我个人，丝毫没考虑要对你有用，也没想赢得荣誉，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下面他又说：

    读者，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你不应该把闲暇浪费在这样一部毫无价值的书上！再见！

    说这是一本真诚的书，这话是可信的。整部书中，在许多地方，他对自己都进行了无情的剖析。但是，在我这个生活在他身后四百多年的外国人眼中，他似乎有点矫情。你不让读者读自己的书，那你又为什么把书拿来出版呢？干脆不出版，不更符合你的愿望吗？

    又如在上卷第八章中，蒙田写道：

    它（指大脑——羡林注）就像脱缰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要比给它一件事思考时还要多想一百倍；我脑海里幻觉丛生，重重叠叠，杂乱无章，为了能够随时细察这种愚蠢和奇怪的行为，我开始将之一一笔录下来，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

    这也是很奇怪而不近人情的想法，难道写随笔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日后让自己感到羞愧吗？我看，这也有点近于矫情。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矫情，一种特殊的矫情，与愤世嫉俗仅仅有一片薄纸的距离。

    不管怎样，如果全书只有这样一些东西，蒙田的《随笔集》决不会在法国，在英国，在全世界有这样大的影响，它必有其不可磨灭的东西在。

    蒙田以一个智者的目光，观察和思考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芸芸众生，林林总总；他从古希腊一直观察到十六世纪，从法国一直观察到古代的埃及和波斯，发为文章，波澜壮阔。他博学多能，引古证今，鉴古知今，对许多人类共同有的思想感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有时似乎是奇特的见解，给人以深思、反省的机会，能提高人们对人生的理解。

    要想把他所想到和写到的问题爬梳整理，十分困难。以我个人浅见所及，我认为，上卷的第三章：《情感驱使我们追求未来》最值得注意。在这一篇随笔中，蒙田首先说：

    有人指控人类总是盲目追求未来，他们教导我们要抓住眼前利益，安于现状，似乎未来的事情根本就无法把握，甚至比过去更难驾驭。

    这都是很重要的意见。人类如果从变为人类的那一天起，就安于现状，不求未来，他们就不能够变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化成人类的那一种猿或者其他什么动物安于现状的话，它们就根本变不成人类。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个“几希”就包含着不安于现状。

    蒙田在下面接着说：

    “做你自己的事，要有自知之明”，人们通常将这一箴言归功于柏拉图。这一格言的每个部分概括了我们的责任，而两部分之间又互相包含。当一个人要做自己的事时，就会发现他首先要做的便是认识自我，明确自己该做什么。有了自知之明，就不会去多管闲事，首先会自尊自爱，自修其身；就不会忙忙碌碌，劳而无功，不会想不该想的，说不该说的。

    柏拉图这两句话，是非常有名的话，不但在西方流传了二千多年，而且也传入中国，受到了赞赏。其所以如此，就因为它搔到了痒处，道出了真理。中国人不也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吗？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时间和空间的巨大距离，也不能隔断。按常理说，最了解自己的应该说还是自己。“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然而，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在花花世界中，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真正能了解自己的人，直如凤毛麟角，绝大部分人是自高自大，自己把自己看得超过了真实的水平。间亦有患自卑感者，这是过犹不及，都不可取。完全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给自己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戛戛乎难矣哉！然而这却是非常必要的，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来说，都是这样。

    在这一部书中，类似这样的零金碎玉，还可以找到不少。只要挑选对头，就能够让我们终身受用。我在这里还要声明一句：蒙田的观点我并不全部接受，理由用不着解释。

    在写书、出书方面，我有一个“狭隘的功利主义”观点。我认为，出书必定要有用，对个人有用，对社会和国家有用。这个“用”，当然不应该理解得太窄狭。美感享受也是一种“用”。如果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书，大可以不必出。

    我认为，《蒙田随笔全集》是一部有用的书，很有用的书。

    最后，我还想就“随笔”这个词儿说几句话。这个词儿法文原文是ｅｓｓａｉ。这一下子就会让人联想到英文的ｅｓｓａｙ，从形式上来看就能知道，这本是一个词儿。德文则把法文的ｅｓｓａｉ和英文的ｅｓｓａｙ兼收并蓄。统统纳入德文的词汇中。这在法、英、德三国文学中是一种体裁的名称；而在中国则是散文、随笔、小品等不同的名称。其间差别何在呢？我没有读“文学概论”一类的书，不知专家们如何下定义。有的书上和杂志上居然也把三者分列。个中道理，我区分不出来。

    谈到散文、随笔、小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国，我们的经、史、子、集中都有上乘佳作，为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在欧洲，则英国算得上散文、随笔的大国，名家辈出，灿如列星。法国次之，而德国则颇有逊色，上面举的ｅｓｓａｉ和ｅｓｓａｙ就可以充分说明这种现象。欧洲国家文化和文学传统本是同源，为什么在创作体裁方面竟有这样的差距？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位比较文学家论证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希望将来会有。

    我在上面说到我在接受写序的任务时心理上的转变过程。但一旦拿起笔来，不觉就写了二三千字，而又没有说假话，全是出自内心的真话。这是我始料所不及，这一篇序总算给我带来了点安慰。

　　

　　一个正直的人

　　〔法〕Ｐ·米歇尔

     一五三零年，在人文学者纪尧姆·比代的影响下，弗朗索瓦一世创建了王家学院，不仅教授拉丁语，同时还教授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一五三二年，拉伯雷（拉伯雷（约１４８３—１５５３），法国作家。主要代表作有《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其渊博的人文主义学识为他赢得终身声誉。）的第一部小说《庞大固埃》在里昂问世。蒙田就是在人文主义获得辉煌胜利之时呱呱落地的。

    一五三三年，米歇尔·埃康（米歇尔·埃康即蒙田。）诞生于佩里戈尔地区（佩里戈尔在法国南部，是法国历史和文化大区。）距卡斯蒂翁镇四公里的蒙田城堡。他家祖辈在波尔多开鱼行和向英国出口葡萄酒而发财致富。他的曾祖父拉蒙·埃康购置了良田和蒙田城堡（又称蒙塔涅城堡，直至十八世纪还有人这样称呼）。蒙田的父亲不像斯卡利杰（斯卡利杰（１５４０—１６０９），意大利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卖鱼的，而和龙沙（龙沙（１５２４—１５８５），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最多产的诗人。）的父亲一样，是一位真正的贵族老爷，参加过征服意大利的战争，回来时，已成为意大利文化的狂热崇拜者，那里，古代的遗迹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创新相互结合，颂扬生活的美好和乐趣。他的乡亲对他推崇备至，选他为波尔多市长。

　　独出新裁的教育

    据蒙田证实，皮埃尔·埃康不通文学，他想让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因为拉丁语是学者和文人的通用语言，他就设法让儿子牙牙学语时就把拉丁语当作母语。在《论对孩子的教育》一章，蒙田深有感触地忆及他父亲如何高薪聘请一个德国人当他的家庭教师，那教师的任务是和孩子讲拉丁语，绝对排斥法语和佩里戈尔方言，这两种语言，孩子是后来才学会的。这样，蒙田熟知拉丁语犹如一种活的语言，很早就能阅读古代经典著作及用拉丁语写的各种现代作品。但他父亲怕他这样下去会落后于其他孩子，就把他送进波尔多的居耶纳中学。那所中学刚由一个叫安德烈·德·戈维亚的葡萄牙籍校长重新改组，他和皮埃尔·埃康非常熟悉，因为他是在皮埃尔·埃康任波尔多市长时获得法国国籍的。照蒙田的说法，他是法国最优秀的中学校长。还有几位出类拔萃的教师：人文主义者布卡南、盖朗特、米雷；如果《随笔集》中的回忆符合事实的话，他们甚至还是蒙田的个别辅导老师。这又怎样呢！最好的学校在独立和古怪的孩子看来，从来是“监禁青少年的牢房”。蒙田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思维迟钝、笨头笨脑的学生，他不爱吵不爱动，无精打采，懒惰散漫；他只对爱看的书感兴趣：奥维德的《变形记》，维吉尔的《伊尼特》，他“一口气读完了这两本书”；还有泰伦提乌斯和普劳图斯……但当他在布卡南、盖朗特和米雷的拉丁语悲剧中扮演角色时，他就从昏昏沉沉中清醒过来。后来，他不仅不否认他对戏剧的迷恋，还为这种爱好辩护说：“我很赞成贵族子弟演戏，这对他们是一种娱乐”。他认为戏剧是一种极好的社会娱乐活动，看到喜剧演员战战兢兢的样子，感到非常惊讶。如果说他在居耶纳中学所学不多，但至少他的判断力未受损失，在那时，他的判断力就很敏锐了。

　　法官生涯

    中学毕业后，蒙田开始学习法律，很可能是在图卢兹和巴黎。他先在佩里格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最高法院当推事，该法院撤消后，他就成了波尔多最高法院的推事。但不久，他对他的职务厌烦了：法律多如牛毛，终于失去了效果，况且，它们的来源“极不牢靠”，与其说是理性的产物，不如说是因袭习俗，还有，某些法官出于无知或狂热，常常滥用职权。“我亲眼看到，多少判决比罪犯的罪行还罪恶！”他在《随笔集》中如是说。他当法官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他宁愿有负于法院，也不肯愧对人类。蒙田有力地抨击酷刑，在这方面，他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１６８９—１７５５），为十八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他的《论法的精神》成为政治理论史和法学史上的巨著。）的先驱。

    不过，这历时许久的法官生涯尽管令他大失所望，但也使他结识了可爱的人：他和妻子弗朗索瓦兹·德·拉夏塞涅和挚友拉博埃西就是在法律界邂逅相遇的。拉博埃西生在萨尔拉（萨尔拉为法国南部佩里戈尔地区最秀丽的城市。），是法官的楷模。他精力充沛，廉洁奉公，深受斯多葛派哲学思想的影响，他对蒙田的友谊热情真挚，不可替代，他带给蒙田所缺乏的坚定不移和持之以恒。如果说从前柏拉图因相遇苏格拉底而从此走上了哲学之路的话，那么，与拉博埃西的真挚友谊帮助蒙田理解了一种学说，从而增加了他的独立性。受拉博埃西的影响，蒙田对斯多葛式的英雄敬佩不已，不管是奴隶、哲学家还是皇帝，不管是爱比泰德（爱比泰德（约５５—约１３５），与斯多葛派有联系的哲学家。少年时代是奴隶。）、塞涅卡（塞涅卡（约公元前４—６５），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属于斯多葛派。）还是马克·奥勒留（马克·奥勒留（１２１—１８０），古罗马皇帝，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一五六三年，拉博埃西不幸逝世，这独一无二的友谊于是中断，但却并没有破灭。拉博埃西在九泉之下仍然指引蒙田前进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上。他遗赠给蒙田的藏书以及他自己写的著作，对蒙田既是精神食粮，也是光辉楷模。蒙田的首次文学活动，乃是出版亡友的拉丁语诗、法语十四行诗及希腊语作品译本。只有《甘愿受奴役》这篇演讲稿没有收进拉博埃西的作品集中，因为这篇文章已被新教徒作为抨击国王的檄文发表了。此外，出于对父亲的热爱，蒙田还翻译了雷蒙·塞邦（塞邦为西班牙卡塔卢尼亚医生和哲学家，一四八七年，他用拉丁语撰写了《自然神学》，试图用哲学来阐述宗教。）的《自然神学》，想藉此给他的老父亲以宗教的安慰。在《随笔集》中，蒙田用整整一章（指第一卷，第二十八章）的篇幅来阐述友谊。他写道：“因为是他，因为是我”，这句话流露了他常常掩饰起来的真挚感情，读来令人感动万分。

　　一个自由的人

    一五七零年，蒙田三十八岁，他卖掉了法院推事的官职，回到蒙田城堡定居。再没有什么可以把他留在法院里了：他看透了他的工作的毫无意义，而且不再有朋友在旁督促他忍耐克制；他父亲已过世两年，给他留下了地产和蒙田的称号；他的婚姻给他带来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因此，他“厌倦了宫廷和法院的束缚”，现在可以尽情地享受他书房里的一条拉丁语铭文所说的“自由、安宁和闲暇”了。这绝不是一个愤世者或苦行僧的遗世独居，而是一个乡绅的离群索居，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有时，受野心驱使，也与大人物打打交道，过问一下政治，但更多的是精心维护自己的独立：“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空间，犹如店铺的后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最重要的隐逸和清静。”具体地说，这个“后间”，他安排在城堡拐角处的一个塔楼里，那里有他的小教堂、卧室和书房。这是他的私人领地，他竭力保护他这方领地免受“夫妇、父女和家庭生活”的骚扰。他的书房里有一千册藏书，这在当时算是很大的数目了。为了随时能领受永恒智慧的教诲，他从《福音书》或古代哲学著作中摘录了一些箴言，把它们的形象描绘在天花板的搁栅上。他就躲在书房里，逃避“一切责任”，潜心读书，踱步沉思，为他喜爱的作者写写评注，抑或边凝视佩里戈尔乡村风光，边逗弄他的小猫。十九世纪，一场大火将蒙田城堡的主体部分毁于一旦，但苍天有眼，那塔楼幸免于难，这样，人们仍能在蒙田撰写《随笔集》的环境里回忆蒙田。

　　思想孕育的孩子

    就在一五七零年，圣日耳曼条约使宗教战争暂告结束；一五七一年，莱奥诺诞生，这是蒙田唯一成活的孩子。《随笔集》毫不掩饰蒙田对只有一个女儿的失望心情，他把教育女儿的责任全部推给妻子。他本希望能生个男孩，就可以把他的人生体会、他的姓氏和地产传给儿子。正因为如此，他对孩子不感兴趣，这让我们难以接受，其实，这恰恰是他对温情的一种抑制。也正因为如此，他便在他思想孕育的孩子身上寻觅慰藉：“我们的思想、勇气和智慧所孕育的孩子，要比身体孕育的孩子更高尚，而且更是我们的孩子……”。就在这一五七一年，他在巴黎出版了拉博埃西的作品，从而向他个人的作品迈出了第一步。

    不任公职和相对清静的生活不一定带来心灵的平静，因为“隐居时也有可能不清静”。对于一个求知欲非常强烈的人，无所事事会导致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蒙田有过切身体会：“最近我退隐在家，决定尽量好好休息，不管他事以度余生，仿佛让我的思想无所事事，自由地运转和休息，这是对它的最大爱护……但我觉得事与愿违，我的大脑就像脱缰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要比给它一件事思考时还要多想一百倍；我脑海里幻觉丛生，重重叠叠，杂乱无章。为了能随时细察这种愚蠢和奇怪的行为，我开始将之一一笔录下来，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蒙田和古代神话中的那喀索斯（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爱神阿佛洛狄忒惩罚他，使他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而憔悴致死。）一样，需要一池清泉来认识自己。而这清泉，就是拉博埃西留给他的以及他自己觅得的哲学著作，尤其是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一五七二年，阿米奥把这部书译成了法文。他更是将人生的教训和书本的教诲捏合起来苦思冥想，试试自己有多大的能力。

　　一五八零年的《随笔集》

    蒙田将用什么形式来表现他的幻觉呢？按照当时的风尚，他可以到古人的著作中去抄袭警句格言，就像《加图箴言集》、伊拉斯谟（伊拉斯谟（１４６６—１５３６），荷兰人文主义者，古典文学和爱国文学研究家，《新约全书》希腊文本编订者。）的《名言录》、亨利·埃蒂安纳（埃蒂安纳（１５２８—１５９８），法国出生的学者和印刷家。）的《希腊人和拉丁人的道德格言》。他也可以像有些人那样，摹仿塞涅卡《给卢齐利乌斯的信札》，写一些论道德的信札或文章，如西班牙人格瓦拉（格瓦拉（１４８１—１５４５），西班牙宫廷布道士、文人。他的《金色信札》企图为统治者塑造一个楷模，是十六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的《金色信札》，皮埃尔·德·梅西的《训诫大全》。把他自己的回忆录写进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中去，这对他很有吸引力：他是法兰西国王和纳瓦拉（纳瓦拉是中古时代和近代初期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的一个独立王国。）国王的宫廷内侍，他对公众事务了如指掌，加之他看问题的客观性，这使他成为一个享有特权的观察家；因此，他的朋友们鼓励他写这样一部著作。不行！在这内战年代，一部历史书无异于一种表态：不是辩护，便是抨击。他不是意大利战争中的老战士，不像杜贝莱统帅（杜贝莱（１４９１—１５４３），为法国军人和作家。参加过意大利战争。其最重要的著作是一部关于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争雄称霸的历史。）或他的乡亲蒙吕克元帅（蒙吕克（１５００—１５７７），为法国元帅，在意大利打过仗。所著《回忆录》记述了他的成功和失误。）那样有英勇业绩可供叙述。此外，他不喜欢历史的报刊文体，生性钟爱生动幽默的诗歌文体。他的天才之举，是博采众长，将这些不同体裁的特点溶进《随笔集》中；这些《随笔集》既是一个学徒的习作，又是一个敢想敢为者的奇想，一个并不灿烂辉煌却经受过磨炼的人生体会。诚然，今天的读者看到一个极其厌恶卖弄学问的作家竟如此大量地借鉴古希腊和罗马作家，会感到不胜惊讶，然而，他这样引经据典不是为了炫耀知识渊博；那些引语变成了蒙田“自我”的一部分，并使他的“自我”更加丰满，却仍保持无拘无束。这部著作的构思史无前例，成为作者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因此，蒙田可以在他的《致读者》中宣称：“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

　　一五八零至一五八一年的旅行

　　一五八零年，两卷《随笔集》在波尔多由西蒙·米朗日出版商出版。接着，他离开妻子、女儿和城堡去外地度假，一去就是十七个月零八天。这就招来了许多闲言碎语。蒙田在第三卷第九章中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反击，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首先是为了进行一系列的温泉治疗；他患肾结石多年，他父亲就死于此病；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种痛苦的不治之症。然而，蒙田厌恶吃药，这是祖传的习惯。怎能相信药剂师让“腹痛病人”服用的“磨成粉末的老鼠屎”呢？相反，大自然提供的温泉能治百病：蒙田已试过比利牛斯山和奥弗涅的温泉，但没有根本的疗效。他还没去过洛林、蒂罗尔（蒂罗尔为奥地利西南的一个州，大部分为阿尔卑斯山地。）、意大利等地的温泉。此外，他那时四十八岁，连续骑马十小时也不觉难受，这不正是出外旅游的好时光吗？他对钟楼顶上的狭小空间有点腻烦了，渴望“让自己的脑子接触一下别人的脑子”，在潜心研读过书本知识之后，现在特别想去“发现新鲜事物”。

    随行人员除仆人外，还有一群亲戚和朋友：他的弟弟、他的连襟贝尔纳·德·卡扎利、一位洛林的绅士杜奥图瓦、年轻的代蒂萨克，后者是普图瓦名门望族的后裔，这个家族是拉伯雷的保护人。蒙田没有直接去温泉：他先到巴黎，把他的《随笔集》敬献给国王。反过来，他聆听了国王的指示，并得到了御笔亲书的介绍信。中间还有一件与战争有关的插曲：他随国王去围攻拉费尔要塞，然后在苏瓦松参加了他朋友格拉蒙伯爵（格拉蒙伯爵是在围攻拉费尔要塞中阵亡的。）的葬礼。接着，他又返回巴黎地区，穿过香槟和洛林，瞻仰了多姆雷米的贞德（贞德（约１４１２—１４３１），法国女民族英雄。一四二八年，英军占领法国北部，贞德率军六千，重创英军。）故居，进行了温泉治疗，然后去德国的南方、奥地利的蒂罗尔，从布伦纳山口（布伦纳山口为西欧中南部阿尔卑斯山隘口，是奥地利和意大利边境最低和最重要的山口。）进入意大利。那时候，温泉比比皆是，名胜层出不穷，那群旅行者一路上尽情游山玩水：“若是右边的风景不美，我就走左边……”。他们终于抵达罗马，那是人文主义者个个梦想的地方。和拉伯雷、杜贝莱一样，蒙田崇拜古代的罗马，但对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和教皇的罗马也颇感兴趣，那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性城市……，所有基督教国家的首府。”他受到教皇的接见，他对教廷图书馆举世无双的手稿赞叹不迭，他把《随笔集》呈送教廷圣职部审查，比起索邦神学院来，教廷圣职部往往更宽容。他们在卢卡（卢卡为意大利中部城市。）和维拉温泉浴场逗留的时间最长，这也是最愉快的一站。蒙田从未感到像这样自由过：“我想睡就睡，想学习就学习；当我心血来潮想出去走走，到处都能找到我谈得来的男男女女……”要不是他被波尔多市议会选为市长，他在意大利逗留的时间会更长。市长职位虽然令人向往，但这意味着放弃自由，要去对付比家庭琐事还要烦人的公众事务。一五八一年十月十五日，他离开罗马，经由米兰、都灵、尚贝里、里昂、克莱蒙费朗和里摩日，回到了蒙田城堡。一回到家，他就看见亨利三世的亲笔信，信中不乏恭维之词，但也给他下了命令，要他尽早去波尔多赴任。

    旅行带来什么好处呢？蒙田归来，肾结石依旧未愈；事实上，矿泉水淡而无味，他就用白酒和牡蛎来提味。他宁死也不能不喝白酒，不食牡蛎！可他的人文经验大大丰富了。尚未旅行时，他就深信习俗对个人和国家起着支配作用。在旅行中，他到过许许多多地方，他的相对主义得到了证实。因此，《随笔集》第三卷比起前两卷来更加丰富多采，更有个人见地。蒙田对自己的记忆力不甚信任，于是便坚持记日记，把所到之处及其特点都写下来：这日记不是用来出版的，但在十八世纪被一位叫普吕尼的议事司铎发现，并于一七七四年由默尼埃·德·凯隆出版商出版了。若将《日记》和《随笔集》作一比较，就可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将事实进行艺术的搬移，后者则是从这些事实引发的道德劝谕。

　　波尔多市长

    这位人文主义者极其自豪地获得了“罗马市民”的称号，又荣升为阿基坦地区（阿基坦地区位于法国西南部，有波尔多、图卢兹等大城市。）首府的行政长官。他未走马上任就已知这一职位的分量：在他之前，他父亲就因此而把“温馨的家庭抛置脑后。”因此，蒙田不打算让自己的意志受到太多的考验，一上来就给自己规定了应有的状态：“到任后，我就忠实而认真地认识自己，完全如我感觉到的那样：没有记性，没有警觉，没有经验，没有魄力；也没有仇恨，没有野心，没有贪欲，没有激情。”为了评价他这一表白的意义，有必要用他的另一个声明作补充：“我不愿意人们对自己的职务不经心，不奔波，不费舌，不流汗，该流血时不流血。”第一个“市长任期”没遇到太大的困难就过去了，显然，波尔多市民对蒙田是很满意的，因为他们再次选他为市长，这是异乎寻常的。可是，这第二个任期却让他到处奔波，费尽口舌，不仅流了大汗，还差点儿流血。居耶纳和波尔多附属于法兰西国王，但纳瓦拉国王在那里也有利益；此外，神圣联盟（神圣联盟是十五世纪后期和十六世纪初叶由罗马教皇先后成立的两个欧洲国家联盟，目的是保护意大利免受法国统治的威胁。）非常活跃。最后，形形色色的海盗，还不算布鲁瓦日（布鲁瓦日是法国阿基坦地区的一个小海港。）的海盗，在纪龙德河上拦截运酒的船只，对酒商们敲榨勒索。波尔多军队不大可靠，密谋利用阅兵谋杀市长。面临如此混乱的局面，蒙田表现得果断泼辣。他和要塞司令密切联系，从而恢复了秩序，排除了新教的威胁。在他第二个任期结束之际，爆发了一场新的灾难：蒙田在他的城堡时，波尔多发生了瘟疫；他因此而没有回波尔多主持选举他的继任者：那是出于谨慎，而不是胆怯。

　　蒙田家门口的战争

　　蒙田又变成了普通人，他就更容易受到攻击了。但他既不狂热，也不左右逢源，因此，他受到两个阵营里的极端分子的怀疑：“在这一派眼里，我是那一派的，而在那一派眼里，我又是这一派的。”一五八五年，国王和神圣联盟的军队包围新教控制的卡斯蒂翁镇；士兵们将当地掠夺一空：“我当时的遭遇，若是落在一个雄心勃勃的人身上，他就会像省吃俭用的人那样去上吊寻死。”然而，蒙田依然心境恬静，拒绝武装他的城堡：“我尽量让我这个角落免受政治风暴的袭击，正如我在心灵深处保留另一个角落一样……在我周围，多少城堡都设了防，据我所知，在法国，像我这样地位的人，把城堡完全交由上苍保护的人只有我一个……我不想吓得魂不附体，也没有半点逃跑的想法。”更糟糕的是，波尔多地区发生了瘟疫，死亡者不计其数，葡萄园一片荒芜；蒙田家雇用的一百来号农业工人被迫失业。蒙田平日非常好客，现在也只好离乡背井，四处寻找避难处。后来，战争远离了，瘟疫平息了，生活恢复了正常。蒙田准备再版《随笔集》，并和卡特琳·德·梅第奇（卡特琳·德·梅第奇（１５１９—１５８９），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的母亲。）恢复了关系。

　　一五八八年的《随笔集》

    一五八八年，《随笔集》第三卷准备就绪，那是意大利之行、两次连任波尔多市长和战争及瘟疫严峻考验的产物。蒙田前往巴黎，让阿贝尔·朗热利埃给他印刷出版。他还给亨利三世捎去了纳瓦拉国王的一封信：宗教战争已持续三十多年，在这混乱的局面中，两国君主终于试图接近了！可是，蒙田抵达那天恰好是巴黎的街垒日（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的民众起义，反对亨利三世与拥护新教的纳瓦拉国王谈判，亨利三世被迫逃离巴黎。）；神圣联盟首领亨利·德·吉斯（亨利·德·吉斯（１５５０—１５８８），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天主教派和神圣联盟公认的首领，深受巴黎民众爱戴。一五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亨利三世派侍卫刺死。）攻占巴黎，把亨利三世赶了出去。蒙田与纳瓦拉国王亨利过从甚密，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他因此被投入监狱，后来，因为神圣联盟的一个成员被卡特琳·德·梅第奇抓获，作为交换，蒙田被释放出狱。他离开巴黎，到皮卡迪的一位狂热崇拜者德·古内小姐那里小住几周，这是无数坎坷中的一次愉快的间歇。接着，他陪同国王四处流浪，并列席了在布卢瓦召开的三级会议（布卢瓦三级会议召开于一五八八年十月，亨利三世国王在吉斯公爵的要求下召开了这次会议，会上满足了天主教的一切要求。），此间，亨利·德·吉斯公爵被谋杀。这对所有希望和平的人犹如冷水浇头。蒙田对政治越来越厌倦，便回他的城堡去了。

　　顺应自然

    蒙田感到自己年迈体衰，肾结石发作的次数日见频繁。于是，他真正解甲归田，致力于修改和增补他的《随笔集》，这是他生存的最终目的。诚然，他对亨利四世登上法国王位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终于有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君主！但他年事已高，又不愿受束缚，因此不可能加入新政府；他仅限于向新国王提一些稳重而公正的建议。他寻求过各种哲学的帮助，从今后他要顺应自然，认为“最美好的生命……是过普普通通、合乎人道的生活”。他像他的挚友拉博埃西那样，怀着对天主教的信仰，勇敢地面对死亡。

    就这样，这个人悄悄地弃世而去了。他毕生都在逃避时代的种种冲突，安详地超越这血腥的混乱。“蒙田最与众不同并使他成为奇才的地方，是他在那样一个时代，始终是节制、谨慎和折中的化身，”圣伯夫如是说。在蒙田同时代的名人中，比他杰出的不乏其人，如阿德雷男爵（阿德雷男爵（１５１２—１５８７），法国宗教战争中的军事首领，以残忍闻名。）、蒙吕克或阿格里帕·多比涅（多比涅（１５５２—１６３０），法国作家。既是博学的人文主义者，又是英勇的军人。），他们总是手不离刺刀。蒙田的生活虽然动荡不定，但他过得平平静静，没有参与破坏和屠杀。虽然初看起来他因为从没有过激行为而成为反传统人物的代表，但他却实践了非凡的品德。《随笔集》描绘了蒙田深刻的“自我”，它已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是世界各国正直人的枕边书。《随笔集》不仅在全欧洲，而且在美洲和亚洲被广为阅读和评论：二次大战结束后，日本出版了《随笔集》全集，一万册在一年中便销售一光。不！《随笔集》不是写给少数人看的，也不是昙花一现，而是那些依然相信人类尊严的人永久而普遍的读物。

　　

　　蒙田生平年表

    １５３３２月１８日米歇尔·蒙田在蒙田城堡诞生,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后被送到邻村奶养。

    １５３５—１５３９蒙田被交给一位不懂法语的德国医生，由这位医生教他拉丁语。

    １５３６蒙田的父亲被任命为波尔多副市长。

    １５３９—１５４６蒙田在波尔多的居耶纳中学就读。

    １５４４弗朗索瓦兹·德·拉夏塞涅诞生，她后来成为蒙田的妻子。

    １５５４—１５５６蒙田的父亲任波尔多市长。

    １５５４蒙田被任命为佩里格间接税最高法院的推事。

    １５５７蒙田进入波尔多最高法院工作。

    １５５８蒙田结识拉博埃西，两人成为莫逆之交，直至１５６３年８月拉博埃西逝世。

    １５５９蒙田陪同弗朗索瓦二世国王巡视巴黎。

    １５６１蒙田被波尔多最高法院派往巴黎，以解决居耶纳省的宗教叛乱，历时一年半。

    １５６２蒙田在巴黎最高法院宣誓效忠天主教。

    １５６５７月，蒙田与波尔多一位议员的女儿弗朗索瓦兹·德·拉夏塞涅结婚。

    １５６８蒙田父亲去世，他继承父亲的名字和地产。

    １５６９蒙田在巴黎出版雷蒙·塞邦的《自然神学》的译本。

    １５７０蒙田卖掉波尔多最高法院顾问的官职，前往巴黎出版他的挚友拉博埃西的几个作品：拉丁语诗、法语诗和一些翻译作品。

    １５７１蒙田三十八岁，因厌倦官场生活而退隐归家，过起“自由、平静、安闲”的乡绅生活。从此开始撰写《随笔集》。

    １５７２—１５７４法国国内战争。国王的三支军队向新教徒进军。蒙田同居耶纳省的天主教绅士们加入其中一支军队。

    １５７４拉博埃西的《甘愿受奴役》被编入卡尔文派的一本小册子而出版。

    １５７７纳瓦尔国王封蒙田为侍臣。

    １５７８蒙田患肾结石症，此病一直伴随他终生。

    １５７９《随笔集》第一卷编完。开始撰写第二卷。

    １５８０３月１日，《随笔集》分两卷出版。蒙田去瑞士、意大利治病。在罗马谒见教皇，《随笔集》得到教廷承认。在巴黎，蒙田把他的书赠送给亨利三世，深得后者好评。

    １５８１蒙田被授予“罗马市民”称号。是年，蒙田当选为波尔多市长，任期两年。

    １５８２《随笔集》第一、二卷经过修改和增补后再版。

    １５８３蒙田第二次当选波尔多市长，任期两年。为促使法兰西国王和纳瓦尔国王和解从中斡旋。

    １５８５瘟疫蔓延波尔多，蒙田被迫离开他的城堡。

    １５８６—１５８７撰写《随笔集》第三卷的十三篇文章。

    １５８７《随笔集》第三卷在巴黎出版。

    １５８８《随笔集》一、二、三卷的第四版问世。一、二卷共增加了六百处。是年，蒙田认识德·古内小姐。她对蒙田本人和他的著作深表敬佩。从此双方开始往来，德·古内小姐成了蒙田的“干女儿”。

    １５８９—１５９２蒙田为《随笔集》新版作准备。该新版增加了一千来处，其中四分之一涉及他的生活、爱好、习惯和思想。从他开始写《随笔集》的二十年来，他的书越来越带有他个人生活和坦白胸怀的色彩。蒙田写作《随笔集》是在向世人暴露自己的思想，他在写书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

    １５９０蒙田写给亨利四世一封文笔优美的信，这好像是他政治生命的遗嘱。

    １５９２９月１３日，蒙田逝世。留下一本用来出第五版的《随笔集》手稿，蒙田在书页空白处增加了许多内容。

    １５９５蒙田的干女儿德·古内小姐将蒙田留下的《随笔集》新版整理出版。

　　原版《引言》
　　〔法〕莫里斯·拉

　　帕基耶（帕基耶（１５２９—１６１５），法国律师和作家。著有《法兰西研究》。）说，蒙田逝世时留下两个女儿，“一个是他的亲生女儿，继承他的财产；另一个是他的干女儿，继承他的文稿……”干女儿名叫玛丽·勒雅尔·德·古内，她果真像哀悼父亲那样哀悼蒙田的逝世。蒙田逝世后第二年，她来探望《随笔集》作者的遗孀和孤女，德·蒙田夫人交给她一个比较完整的《随笔集》评注抄本，那些评注是蒙田为再版而做的，写在一五八八年版的一本书的页边。两年后，即一五九五年，德·古内小姐根据这个抄本出版了《随笔集》的对开大版本。由于长年内战，法国对暴力暂时感到了厌倦，准备品尝洋溢在《随笔集》中的智慧；那是“正直人的枕边书”，迪佩龙红衣主教（迪佩龙（１５５６—１６１８），法国红衣主教。）如是说。一个叫朱斯图斯·利普修斯（利普修斯（１５４７—１６０８），尼德兰人文主义者、古典学者、伦理和政治理论家。）的人，对作者在书中的描绘赞不绝口，另一个叫塞沃尔·德·圣马特（圣马特（１５７１—１６５０），法国诗人。）的，称赞他“表达朴实无华，无拘无束”，还有一个叫德图（德图（１５５３—１６１７），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一生主要从事编纂史书。）的，赞誉这部书是“名副其实的箴言研讨会，每个警句都是至理名言”。皮埃尔·夏隆（夏隆（１５４１—１６０３），法国天主教神学家，十七世纪新思想的主要贡献者，亦是蒙田的密友和门徒。著有《三个真理》和《论智慧》。）是蒙田的另一个“见证人”，蒙田因为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的纹章，便把佩戴纹章的权利遗赠给了夏隆。他在《论智慧》一书中，对《随笔集》作了大胆、有力和冷静的反响，正如圣伯夫（圣伯夫（１８０４—１８６９），法国最杰出、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说的那样，那是“《随笔集》的一种教科书”。

    对蒙田的批评始于路易十三统治后期。德·古内小姐不应该活那么久（她卒于一六四五年），她好为人师，唠唠叨叨，咄咄逼人，无意中为蒙田帮了不少倒忙。尽管她对她的偶像虔诚之至，认为应该在一六三五年的版本中加个前言以表她的虔诚之心，但这也未能——恰恰相反——平息蒙田的诽谤者的情绪。那些人指责蒙田在他的书中谈论自己太多，从加斯科尼方言或拉丁语中借用了一些不常用的词语。盖·德·巴尔扎克（盖·德·巴尔扎克（１５９７—１６５４），法国文学家、批评家，法兰西学院元老。）是朗布耶公馆的常客，尽管他为蒙田辩护而反驳那些“吹毛求疵者”，但他也对蒙田的文章缺乏条理表示不满：“蒙田知道他正在说什么；但恕我直言，我也认为他不总是知道自己将要说什么”；他还补充说：“《随笔集》的语言和文笔打上了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和那个地区的烙印，显得粗野生硬，乡里乡气。”盖·德·巴尔扎克的批评还是表面的，尤其是形式上的，帕斯卡（帕斯卡（１６２３—１６６２），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所著《思想录》、《致外省人书》，对法国散文的发展影响甚大。）的反响却要深刻得多。帕斯卡是靠批评蒙田起家的，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如果相信圣伯夫的话，是在《思想录》中摧毁和搞垮蒙田，竟至于说《随笔集》的作者“在整部书中只想怯懦和没有骨气地死去”。波尔罗亚尔派最纯洁的代表人物萨西、阿诺、尼科尔对蒙田的批评比起他们来则有过之无不及。他们声称，“蒙田推翻了一切知识的基础，因而也推翻了宗教的基础”。波舒哀（波舒哀（１６２７—１７０４），十七世纪法国天主教教士、演说家。）和马勒伯朗士（马勒伯朗士（１６３８—１７１５），法国天主教教士、神学家和笛卡尔主义的主要哲学家。主要著作是《寻找真理》。）的攻击则更加尖锐；前者以宗教信仰为名谴责蒙田把人贬为动物；后者尤其指责蒙田是“骑士式学究”，说《随笔集》不过是“由小故事、俏皮话、二行诗和格言拼凑起来的”。《寻找真理》的作者继而严肃地指出：“为了消遣而读《随笔集》是危险的，不仅因为从中得到的快乐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看法，而且因为那种快乐比人们认为的还要罪恶。可以肯定，那快乐主要来自淫欲，它只会维持和加剧人们的情欲，因为作者的写作手法如果说有可爱之处的话，也只是因为它使我们感动，并且不知不觉煽起我们的情欲。”

    可是，十七世纪上半叶的巴尔扎克和语言净化主义者以及下半叶的波尔罗亚尔派、波舒哀和马勒伯朗士们丝毫也不能代表整个世纪。尽管一六七六年《随笔集》被列为禁书，这似乎使那些先生及奥拉托利会（奥拉托利会是天主教两个性质相似的在俗司铎修会。一个以罗马为中心，另一个以法国为中心。）的严厉谴责得到了承认，但是，仍有一些人——不是无名小卒——对《随笔集》不乏赞美之言。皮埃尔·莫罗指出：“写《随笔集》的人就已经是古典作家了，也就是笛卡尔、莫里哀、拉封登、拉罗什富科、圣埃弗勒蒙、拉布吕耶尔式的古典主义者，其规则存在于自然、理性和正直中。”总之，在十七世纪，反对蒙田的也只是朗布耶公馆的那些风雅之士，还有那些因宗教信仰而变得严厉刻板的所有作家。还要指出的是，被罗马封为圣人的一位神职人员兼作家，饶有趣味的弗朗索瓦·德·萨勒，还有一位主教，可爱的多种类作品作家让皮埃尔·卡米，都从蒙田书中汲取了营养，正如他们从优雅的阿米欧那里获取养分一样；而在其他古典主义作家和蒙田之间，也不乏相似和共同之处。费迪南·戈安著有多部脍炙人口的拉封登研究，在其中一部中，专门用一章来研究拉封登和蒙田；埃蒂安纳·吉尔松则把蒙田和笛卡尔作了对照研究。虽然这两位大作家仅仅停留在阅读和“采撷”蒙田方面，但有些作家，像拉罗什富科（拉罗什富科（１６１３—１６８０），十七世纪法国伦理作家，著有《箴言录》。）或拉布吕耶尔（拉布吕耶尔（１６４５—１６９６），法国写讽刺作品的道德学家。以法国文学杰作之一《品格论》一书著称于世。），却不为曲折的弯道和表面现象所迷惑，同《随笔集》这位敏慧锐利的作者会师于他们的《箴言录》或《品格论》中。拉罗什富科的二百五十多条箴言在思想和表达上与蒙田的这个或那个段落“汇合”，而拉布吕耶尔则伸出手抓了两下，就击退了巴尔扎克和马勒伯朗士的进攻，从而捍卫了蒙田。他漂亮地写道：“一个想得不多，所以不可能欣赏一位想得很多的作家；另一个想得过于繁琐，不可能适应自然淳朴的思想。”《品格论》的作者是天主教徒，可他承认对蒙田不胜钦佩，读他的书感到其乐无穷。在十七世纪，各种不同的人都从蒙田的书中尝到了这种乐趣。德·塞维尼夫人对蒙田的魅力赞不绝口。她在一六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给德·格里尼昂夫人的信中写道：“我有许多好书，蒙田当属最佳。他们绝对不会愚弄你，你还需要什么呢？”德·蒙特斯庞夫人及其姐妹，那位赫赫有名的丰特夫罗修道院院长也都拜读过《随笔集》。查理·索雷尔把这部作品视作“宫廷和世界的日常教科书”。洞察细微的人道主义者于埃与盖·德·巴尔扎克则相反，他赞扬蒙田写了一部“没有顺序和没有联系”的《随笔集》，甚至从《随笔集》中发现了这本书成为“畅销书”的深刻原因，因为他写道：“你很难找到一个乡绅为显示同捕野兔的人有所区别而不在壁炉上放一本《随笔集》的。”

    十八世纪对蒙田仍然不乏好评，但是，正如应该预料到的那样，对他的解释却随心所欲。丰特奈尔在他的《死者的对话》中让蒙田和苏格拉底进行对话；培尔赞扬他的怀疑论；孟德斯鸠对他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这四位是伟大的诗人：柏拉图、马勒伯朗士、沙夫茨伯里、蒙田！”也许，在这张名单中，应该把马勒伯朗士换成……孟德斯鸠自己；伏尔泰在驳斥帕斯卡时高声喊道：“蒙田像他所做的那样朴实地描绘自己，这是多么可爱的设想！因为他描绘的是人性……”德方侯爵夫人建议贺拉斯·沃波尔读一读蒙田的书：“这是从未有过的独一无二的优秀哲学家和玄学家！”沃夫纳格侯爵通常是很审慎、很严肃的，但他也指出“蒙田是野蛮时代的奇才”。虽然卢梭对蒙田持保留看法，因为他的精神有些错乱，思想比较古板，不喜欢起伏多变的文笔，但是，那些百科全书派作家、描写上流社会的作家和诗人们却认为蒙田是自己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口味来揉捏蒙田。格林宣称蒙田“超凡脱俗”，说他是唯一一个发出“最纯洁、……最强烈光辉”的人。阿让松侯爵的儿子出版了父亲的一部著作，名为《蒙田〈随笔集〉之随想》。若弗兰夫人的女儿拉费泰安博夫人准备出版蒙田的选集。巴贝拉克则完完全全是蒙田的作品哺育起来的。圣朗贝尔在乡间的“一棵挂满白花的李树下”拜读《随笔集》。德利尔指出“他善于像哲人那样讲话，像朋友那样谈心”。安德烈·谢尼埃多处引用蒙田。他的胞弟玛丽约瑟夫注意到，“蒙田陆陆续续地创造了他的才华所必需的语言”。每个人随心所欲地加工蒙田，把他变为自己。革命者则毫不犹豫地把他和笛卡尔、伏尔泰一起列为他们“伟大的祖先”，累得他们精疲力竭。

    夏多布里昂是十九世纪的先驱和支配者，他对待蒙田的态度与众不同，起初他反对蒙田，认为他和拉伯雷一样，是斯宾诺莎（斯宾诺莎（１６３２—１６７７），荷兰人，十七世纪的唯理性主义者，哲学史上最完善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一的创建人。）的先驱之一（《论古今革命》），继而又承认蒙田，并对《为雷蒙·塞邦颂》（《雷蒙·塞邦颂》是蒙田《随笔集》中最长的一章，是对禁欲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抨击。）的作者表示感谢（《基督教真谛》），最后，他在《墓外回忆录》中，把蒙田同他自己，同他的生活经历进行比较，非常羡慕蒙田宁静的心境：“亲爱的米歇尔（蒙田的名字为米歇尔·埃康·德·蒙田。），你谈了许多令人神往的事，但是，你看，在我们这个年纪，爱情给我们的回报并不如你所设想的……”

    帝国末期，法兰西学院把颂扬蒙田作为作文竞赛题，年轻的维尔曼摘取桂冠；贝朗瑞“翻来覆去地”读蒙田的书；德博尔德瓦尔摩尔对他的书爱不释手：在那本书里我看到了世界：

    穷人、奴隶、国王，我看到了一切；我看到自己了吗？奥尔巴尼伯爵夫人把《随笔集》当作一种“慰藉”；司汤达在创作《论爱情》时常常参照这本书；蒙田的崇拜者真可谓遍及全世界：德国有歌德、席勒，英国有拜伦、萨克雷，不久在美国将有爱默生：这难道不是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吗？

    在那个时期的评论家中，尼扎尔能够写道，“一系列反映法国精神的杰作是从《随笔集》这部书开始的……”；圣伯夫认为蒙田是古典主义者，是“贺拉斯那一类的古典主义者”。在伦理学家中，只有库辛一人对蒙田的写作才能提出异议，况且，他的看法受到了可爱的克西梅纳·杜当的批驳。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有些人宣扬蒙田是一个道德学家，一个真正的人，但另一部分人却对此提出异议。米歇莱，狂热的米歇莱，坚持认为在《随笔集》的每一页上都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气氛；伯吕纳吉埃尔指责他是利己主义和自我至上者，还不算他天生嗜好一切奢侈享乐；纪尧姆·基佐称他为“好色”和“淫荡”的作者，说他是“外行和平庸之辈的圣弗朗索瓦·德·萨尔（圣弗朗索瓦·德·萨尔（１５６７—１６２２），是法兰西天主教教士，也是一位作家。）”。另一些人赞扬蒙田，但按照各自的喜爱来塑造他的形象。朗松尊称他为纯洁的在俗教徒的先驱；安德烈·纪德不厌其烦地分析研究，将蒙田向自己靠拢，使他成为像自己一样的人；勒南式的批评，即勒南、法朗士、勒梅勒的批评，只想把蒙田当怀疑论者看待，大力宣扬蒙田所讲的怀疑是个“软枕头”（“软枕头”为蒙田用语，意即“使人心安神宁的东西”。）。只有法盖，善良的法盖，他写的文章比谁都好，我是说他的评论比谁都公正，惟有他赞美“这位伟大的哲人……是法国三、四位伟大作家中的一个”，他用美好的字眼称赞他文笔“独具匠心，——……隐喻自然淳朴……是智慧的一个聚会”。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近五十年来文学研究者和博学者们所从事的无数研究。这些研究无疑会带来细枝末节的修改和略显不同的看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有一个人醉心研究蒙田是天主教徒，另一个对蒙田的享乐主义兴趣尤浓，还有一个，如亚历山大·尼科莱，则认为蒙田是一个知心朋友，一个社交家和政治家。普鲁斯特之后有蒙泰朗，布瓦莱夫之后有加克索特，他们都非常精细地勾勒出了蒙田的某些特征。大学里的评论，从福图纳·斯特鲁斯基到皮埃尔·莫罗、皮埃尔·米歇尔、雅克·维埃尔、韦尔登·Ｌ·索尼埃，让人感到他们对蒙田的了解比上个世纪深入得多，他们知道，正如圣伯夫说的那样，“在我们身上无底可言，只有无尽的表面。”这些重重叠叠的“表面”，被德国的一个弗雷德里希，纽约的一个弗雷姆，东京的一个前田洋一仔仔细细地分辨出来了。半个世纪前，阿曼戈博士创建了蒙田友协，今天，其会员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从巴西和加拿大到印度甚至日本。总之，《随笔集》的广泛普及说明我们最伟大的政治家和伦理学家在世界上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致读者

    读者，这是一本真诚的书。我一上来就要提醒你，我写这本书纯粹是为了我的家庭和我个人，丝毫没考虑要对你有用，也没想赢得荣誉。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我是为了方便我的亲人和朋友才写这部书的：当我不在人世时（这是不久就会发生的事），他们可以从中重温我个性和爱好的某些特征，从而对我的了解更加完整，更加持久。若是为了哗众取宠，我就会更好地装饰自己，就会酌字斟句，矫揉造作。我宁愿以一种朴实、自然和平平常常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不作任何人为的努力，因为我描绘的是我自己。我的缺点，我的幼稚的文笔，将以不冒犯公众为原则，活生生地展现在书中。假如我处在据说仍生活在大自然原始法则下的国度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那我向你保证，我会很乐意把自己完整地、赤裸裸地描绘出来的。因此，读者，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你不应该把闲暇浪费在这样一部毫无价值的书上。再见！

　　蒙田，一五八零年三月一日

　

　

　

　　生命快乐之境

在静静的夜静静地读《蒙田随笔》，时时发出会心的微笑，为哲人的高论，更为那宁静的心扉和高蹈的心性而微笑。

蒙田在《热爱生命》中说：人们总是喜欢把生命的时间用“度日”来概括，其实，坏日子，要飞快地去“度”，好日好，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只有不懂生活的人，才会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消磨掉，仿佛这是一件苦事、贱事似的。而我却觉得它值得称颂，富于乐趣。如果我们觉得生命不堪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只能怪我们自己。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的苦恼。感受生活，体验生活，我才能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我想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剩下的生命越是短暂，越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其实，生命的时间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而每一个人如何对这有限的时间加以精确利用，使自己的生命过得充实，却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从中国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尽管是在人生的痛苦和悲悯中，仍然能够发掘诗意的本质和快乐的天性。

孔子一生辗转于各诸侯国之间，理想不得实现，曾经因为长得像阳货而被围困于陈蔡，断粮七月。但当他与几名弟子共坐，听他们述说各自的志向时，并没有赞同想为官为相的子路、冉有等人。唯有曾点说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这种悠然自得的生活向往使孔子不由喟然叹道：“吾与点也！”（我赞同曾点的看法）。

孔子的“仁”的学说中，博施济众的社会关怀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这一著名的带有审美境界的对话中，孔子却给予注重个人精神生活的曾点以很高的评价。可见，在孔子整个理想人格或理想境界中，精神生活的自在、自得、适意、畅达的境界是他所孜孜以求的。因此，咏而归的想象，成了人的内在气象和胸襟气度的表现。

这种审美意义上的“曾点气象”，事实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关怀、文化忧患和道德本位等方面，达到了胸次悠然，而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进入一种极高的超然自得的人生境界。这种具有自己独立心性见解和自由人生态度的生存方式，远远超出了常人的境界，也被人称为“高人境界”。

我们可以从17世纪评点《西厢记》的大批评家金圣叹自述快乐时刻的三十三条“不亦快哉”中，看到这位著名学者在快乐的时刻所获得的本真体验。他三十三境中这样说道：

“于书斋前，拔去垂丝海棠紫荆等树，多种芭蕉一二十本，不亦快哉！”

“子弟背诵书烂熟，如瓶中泻水。不亦快哉！”

“朝眠初觉，似闻家人叹息之声，言某人夜来已死。急呼而讯之，正是城中第一绝有心计人。不亦快哉！”

“重阴匝月，如醉如病，朝眠不起。忽闻众鸟毕作弄晴之声，急引手塞帷，推窗视之，日光晶荧，林木如洗。不亦快哉！”

“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不亦快哉！”

“箧中无意忽捡得故人手迹。不亦快哉！”

“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不亦快哉！”

……

金圣叹的“快哉”均来自日常生活的场景，但可以看出他是那样珍惜生命，体会生命中每一丝细微的波澜，每一阵触动灵魂的颤抖。据史载，金圣叹获罪判斩，当那雪亮的刀锋斩向他的颈项时犹呼“好快刀”，围观人听到声音时，他已身首异处，就好像他死后才呼出来一样。这样一个人，又怎么会不快乐呢！

现实人生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欢乐安逸时不要沉湎享受，逆境艰难时不要垂头丧气，要以从容的心境勇敢地面时现实人生，从春天的一丛小草一只蝴蝶中，从秋日水中流动的月影里，发现美之所在，找到快乐的源泉。

音乐家莫扎特的佚事宛如童话，他与妻子婚后在贫苦的生活中相互慰藉，感情十分融洽。一个寒冷的清晨，一位友人去拜访他们，看到莫扎特夫妇正在携手跳舞，因为他们无钱买炭御寒，就以跳舞来暖和身体，在对方明亮而乐观的眼睛中，他们一定看到了快乐。只有心灵快乐的人，才会享受生命的快乐，只有生命的快乐，才能让我们感觉到心灵的健全。

人生有很多苦恼，有很多打不开的名缰利锁。人为追求名利而四处奔波，弄得心力交瘁，心神不定，所以很难体会到生活的乐趣，体会到生命的从容不迫。在对名利的追逐中，将人生全部事情都手段化，使得自己成为在生命路途中四处奔走而不知所终的困兽，丧失了生活中闲庭信步的从容。

《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惶，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刻，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种寄兴趣于生活过程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行径，体现了晋人那种任性自然、超迈玄远的生活态度。而这正是当代人所缺乏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