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加谬曾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选择生死是一个最难逃避的问题，只有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完全消失后，或许才会让人选择绝路。而今天的中国，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一些农民，不是为了其他原因，只是为了基本的生存危机而选择了自杀的道路，这样的悲惨事实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更象是一个道德伦理的问题，那就是在今天，我们如何让人不再因为生存而面对常人难以承受的生死选择。
据4月5日《新京报》报道，湖北省公安县一对夫妇，因为丈夫患病无钱医治，双双投江赴死，身后留下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儿子孤苦伶仃。更让人感觉震惊的是，两人投江时用腰带将两人紧紧缠住，或许他们想以此表明共同赴死的决心与不再分离的期望。这样的自杀形式让人难以直视，贫困让他们失去生活的勇气，但是他们却用生死同穴的决心超越了死亡的问题，这分明是一种绝望与希望并存的选择。
根据报道，这位丈夫患有血吸虫病、乙肝、肾结石，黄疸四种病，虽然十分严重，但是却不无救治希望，让他们绝望的不是意志，而是金钱。事实上，他所在的公安县开展的农村合作医疗水平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大量救治费用的病患，而一旦染上重病，农民基本都是拖延时日。不过就当村支书将村中的捐款送到时，这对夫妇早已选择放弃的道路，因为他们深知，在那样的农村环境，这样的病意味着什么。
在今天国家越来越重视全民医保的情况下，我们虽然看到了参保普及面在日益扩大，但是对于农村而言，其实是一种“以面换点”的策略，单个农民的医保水平相当低，更不用说贫困家庭。而恰恰在农村，那些最为贫困的家庭，一方面要应对日常生活的强大经济压力的，还要面对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高额费用，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单个农户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国家对于农民的救助实际上因为各种原因难以覆盖，实际上让农民成为经济高风险的群体，传统社会中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族社会如今早已消失，因此依靠血缘关系组成的共同体今天无法发挥救治和保全单个人的作用，当单户农民面对绝境时，他们基本难以有一个直接的渠道可以求助。虽然也会有国家民政部门的救济，但是这些措施由于依托在行政机构部门，与农民的生活距离十分遥远，解决问题的作用有限。
如此看来，让农村最贫困的群体不再因为生存而失去生活的勇气，其实给我们提出了相当复杂的问题。从制度上来讲，我们将人民看作是一个个的数字，比如参保率多少，报销比例多少。但是当我们去仔细打量那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人生百态，就如那对投江的夫妇，我们永远难以体会，他们是如何面对贫困与生死的，而那些感受，是衡量中国生存状态最为真实的指标，民生问题不是数字统计，而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感受与生存的基本尊严。
而正因为我们对这些具体的感受的淡漠，我们的制度设计中，其实缺乏了对最穷困群体的有效救助制度安置，只有让最贫困的群体不再因为生病而选择自杀，我们的保障体系才可以说是人道的，而并不是仅仅去盯住那一个个统计数据，因为任何制度，只有让最为困难的群体都拥有生存的可能性，才证明这个制度的努力方向是对的，而不是以所谓的普遍性而去任由那些特殊性自生自灭。
又到一年清明日，那对夫妇的12岁的儿子或许将去祭奠他的父母，今天的他，每天写的日记中加入了一项收入支出，年幼的他已经初尝生活的艰辛，或许他会由亲戚们继续抚养，或许他将去某个孤儿院去度过他的少年时光，父母的选择或许他还无法理解，但是他的生存状态却清楚地表明了今天农村民生的一些突出问题，他们是最脆弱的一群，对待他们，或许倾注再多的社会关注与国家救助也不过分，因为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正是那一个个人的幸福，才可能促使今天政府所呼吁的“和谐社会”的最终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