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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两次婚姻

作者：方在庆主编　摘自:《一个真实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出生在塞尔维亚（当时属奥匈帝国）。她在中学时就显示出对数学和物理的热爱，总是得到最高分。父亲于是让她到瑞士和德国学习。

　　米列娃最初在海德堡学习，后来转到苏黎世联邦工学院学物理。她是该院数学系的第一个女生。也正是在这里，她结识了爱因斯坦，并和他一起探讨物理问题。

　　在那个时代，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是大部分女大学生的命运。米列娃在学业上不太顺利，两次考试都未获通过，只得肄业。她在学术上的理想破灭了。

　　米列娃长得俊俏，但因患小儿麻痹，有点跛脚，又比爱因斯坦大三岁，因此他们之间的友情遭到了爱因斯坦父母的强烈反对，尤其是爱因斯坦的母亲更是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他们的结合。但友谊还是发展成了恋爱关系。1902年，米列娃未婚生下女儿小莉色儿。由于爱因斯坦的工作没有着落，他们将女儿托人收养。1903年他们结婚，婚后又生了两个儿子。由于性格不合，1919年他们离婚。

　　尽管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离婚了，但仍关心她的安全。纳粹上台后，爱因斯坦希望米列娃离开瑞士，回到她的出生地南斯拉夫。米列娃没有听他的意见。幸运的是，南斯拉夫后被德军占领，而瑞士却没受打扰。此后米列娃直到去世都生活在苏黎世。她的晚年饱受病痛折磨，生活颇为凄惨。

　　爱尔莎（1876～1936）是爱因斯坦的表姐，从小就与爱因斯坦相熟。1896年，她嫁给了一个纺织业主，生下了两个女儿，1908年离婚。1912年，她与爱因斯坦取得联系，不久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为恋爱关系。当爱因斯坦1916年到1917年间卧病在床时，得到了爱尔莎无微不至的照顾。

　　与米列娃不一样，爱尔莎在学识上与爱因斯坦并不般配，可她仰慕他的名气，保护他不受外界的打扰。虽然爱因斯坦不一定是最忠实的丈夫，对她却关爱有加，喜欢她在家里营造的温馨氛围。

　

　　爱因斯坦趣闻

　　泛舟

　　泛舟让爱因斯坦从繁重的思考中解脱出来。在他50大寿时，朋友送给他“海豚”——一艘7米长、2.35米宽的由船舶工程师哈尔姆设计的帆船。“海豚”停靠在滕普林纳湖边，距离爱因斯坦在波茨坦附近的卡普特夏季别墅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他很喜欢邀请朋友和他一起去湖中游玩。1933年盖世太保没收了“海豚”并将其出售。爱因斯坦在战后试图找回他的“胖帆船”，但只是徒劳。

　　在美国时，爱因斯坦常驾驶他的“蒂内夫”（意第绪语“便宜货”的意思）在新泽西、纽约和罗得岛度过夏天的假期。他不会游泳，但却固执地拒绝穿救生衣或在船上安装应急马达。

 

　　身边的女性

　　爱因斯坦不能抵抗有魅力的女性的诱惑。在他第二次结婚后不久，就与他的秘书贝蒂·诺伊曼陷入爱河，不久一位居住在柏林的富有的奥地利寡妇莱巴赫又追求他。

　　曾与爱因斯坦交往过密的女性还有：贝格纳（他在柏林最喜爱的演员，有时他们也约会）、迪里厄（爱因斯坦朋友圈中另一位演员）、卡岑艾伦博根（他在柏林时期的另一密友、一个花店老板）、科伦科娃（一个俄国间谍，打听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所有消息）以及范托娃（普林斯顿的图书馆员，很可能是爱因斯坦的最后一位女友）等。

　

　　爱因斯坦：女性与其他激情[1]（一）

　　方在庆

 

　　随着《爱因斯坦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的问世，有关爱因斯坦的“私生活”一下子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十多年前，当爱因斯坦的一些档案，尤其是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的情书被出版后，在美国也掀起了一小股重新评价爱因斯坦的风潮。一些人想以只言片语来否定爱因斯坦在科学上的成就，贬低爱因斯坦的人格。曾几何时，西方的主要媒体关于这方面的报道铺天盖地。有人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曾发出这样的狠话：“我想说的是，皇帝没有穿衣服。”全盘否定爱因斯坦的企图溢于言表（New York Times, 27 March 1990）。很快，严肃的科学史学家们就用理性的分析批驳了这些旨在引起轰动的“噱头”。

　　我相信，在中国也会经历与美国类似的情形。

　　由于本文为非正式定稿，有许多译文并未仔细推敲，写文章时请不要引用。欢迎批评

    fang@ihns.ac.cn

　　历史研究往往会随着新的“资料”的出现，而修正某些固有看法。比如，当《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内含54封爱因斯坦与女友暨第一位妻子米列娃之间的往来信件[2])出版后，人们发现了一个“多情的”爱因斯坦。有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持女性主义见解的学者，从爱因斯坦情书中的少许字眼，比如“我们的”，就断定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有米列娃的功劳，或至少是受到米列娃的强烈影响，激进者甚至称米列娃为“相对论之母”[3]。有作家[4]仿《恋爱中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in Love，或译《莎翁情史》)，写有《爱翁情史》，主张爱因斯坦的科学创作与女性的激发不无关系。倒是《爱因斯坦全集》的编辑们比较谨慎，认为从目前的材料上看，得出一种正相关的结论，尚缺乏证据。[5]

　　前不久，《爱因斯坦全集》(第五卷)的中译本在国内出版了。由于书中有许多信件涉及到爱因斯坦与他生命中的另一位重要的女性爱尔莎(Elsa Löwenthal)的婚外恋等事件，爱因斯坦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又发生了变化。爱因斯坦的“俗人”的一面受到关注[6]。由于这一形象与华语圈中人们对爱因斯坦的固有看法大相径庭[7]，引起了国内[8]和海外华文媒体的关注。[9]

　　到目前为止，有关爱因斯坦的传记可谓汗牛充栋。[10] 但是，随着《爱因斯坦全集》的不断问世，更多的材料被披露出来[11]，爱因斯坦的形象将更加丰满和真实。第八卷[12]中更有许多惊人的信件，有更多的关于爱因斯坦的生活侧面的内容。比如，爱因斯坦一家因“欠交”暖气费而被房东告上法庭并败诉的故事[13]、爱因斯坦在爱尔莎[14]的“唆使”下，写给妻子的粗暴的条件[15]、爱因斯坦在是否娶爱尔莎还是她的长女伊尔莎之间的徘徊不定[16]等；乍看之下，这方面的内容让爱因斯坦似乎给人以道德低下的感觉；另一方面，你又可以在同一本书中看到伸张正义、打抱不平的爱因斯坦形象。由于与爱因斯坦居住在同一楼的一位先生欺负女仆，使之怀孕生子又弃之不管，爱因斯坦在弄清情况后，措辞严厉地给他写了封信，让他负担起做父亲的责任，不然地话，将保留进一步行动的权利等[17]。在居里夫人因与朗之万之间的绯闻而被大小报刊大事渲染时，他写信给居里夫人表示安慰，让她不要介意[18]；第八卷中除了与同事的科学上的讨论外，份量较多的是爱因斯坦与前妻之间的分居、进而离婚的事件。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这里面很难说谁对谁错。可以肯定的是，两人都是受害者。爱因斯坦非常喜爱的两个儿子[19]更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心灵冲击。这场离婚案也差点损害了爱因斯坦与真正的朋友贝索(Michele Besso)和仓格尔(Heinrich Zangger)之间的友谊。[20]

　　有许多信件恐怕是永远也找不到了，信息的残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无可奈何的缺憾。有许多事情的真正原因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了。但利用现有的材料，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或可给出一个较佳的解释。

　　我们没有必要为尊者讳，为伟人隐。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但任何事实都是与解释体系相联系的。对同一事实，从不同的解释体系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事实的表象上面，而不去试图对表象背后的可能原因给出说明，则很容易迷失方向。由于历史事件是发生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文化环境下，采用普适主义(这里指放之四海而皆准、什么时候都成立)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研究对象就显得不恰当。我们更不能用现代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前人。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就简单地认为他“轻视妇女”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爱因斯坦有过两次“不光彩的婚姻”[21]和几次“婚外恋”[22]就把看成是“登徒子”和“玩弄女性的高手”；我们必须深入到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考察当时盛行的价值观，把当事者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中，才有可能得出一个比较可信的结果。

　　下面的分析涉及到了爱因斯坦与他生命中几位重要的女性之间的关系，他研究科学的激情，他对音乐的喜爱，叔本华关于“天才与庸人”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犹太人命运的看法的转变等。我试图把这些因素都联系起来，尽管我知道这是一个相当冒险的举措。由于涉及的问题多而复杂，涉及到太多的原始文献，我将分期处理，容我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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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标题受到Gerald Holton的一本论文集：《爱因斯坦、历史和其他激情》(Einstein, History and other Passions)书名的启发。Holton的书分两部分。除了与书名一样的一篇文章外，Holton关注的是科学在20世纪末的处境。尽管我与Holton关心的论域不完全相同，但我们都不赞同用新发现或出版的“材料”不加分析地指责爱因斯坦在道德上的所谓“亏欠”。

[2] 在第一卷出版时，只有往来书信51封，后来又有3封信收入。

[3] 见 Desanka Trbuhović-Gjurić, Im Schatten Albert Einsteins, das tragicsche Leben der Mileva Einstein-Marić, (《在爱因斯坦的阴影下：米列娃•爱因斯坦-玛利琦的悲惨的生活》)Haupt, Bern, 1983；以外，还有一些论文也提到了米列娃在科学上的贡献，比较有代表性的有Senta Tromel-Ploetz, ‘Mileva Einstein Marić, the woman who did Einstein’s mathematic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vol. 13, no.5, 1990；对这种观点的反驳可见John Stachel, ‘Einstein and Marić: a failed collabaoration’，先收入Helene Pycior et al., eds, Creative Couples in Science, pp. 207-219, 330-335,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Brunswick, NJ, 1996，后来收入Stachel的论文集 Einstein from ‘B’ to ‘Z’, pp. 39-56, Birkäuser, Boston, Basel , Berlin, 2002；另外，Gerald Holton也有专文论述这个问题，见其论文集，Einstein, History and other Passion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pp.170-193, 223-224, 1996.

[4] 指美国科普作家、《纽约时报》科学版副总编辑丹尼斯·奥弗比(Dennis Overbye)。正是他写了《恋爱中的爱因斯坦：一个科学罗曼史》（Einstein in Love: A Scientific Romance）。这本书总体上是根据史实编撰的，但由于采小说体形式，有不少科学史家认为此书“不可信”。有记者“失之轻率”地绍介了这本书 (《环球》杂志2000年第23期，《伟人还是“伪”人？———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爱因斯坦》)，我曾撰文对这种不加审查的转述提出过批评(方在庆：《爱因斯坦：“真”伟人还是“伪”伟人？》最早刊于《新语丝》（http://207.152.99.250/xys/ebooks/others/science/Einstein/Einstein_weiren2.txt），2001年5月16日《中华读书报》转载)。奥弗比的《环宇孤心——探索宇宙奥秘的故事》(Lonely Hearts of the Cosmos, The Story of the Scientific Quest for the Secret of the Universe)倒是一本得到广泛好评的书(有译本，中信出版社，2002年)。

[5] 在由《爱因斯坦全集》的两位编辑Jürgen Renn 和Robert Schulmann合编的《爱因斯坦、米列娃情书》（Albert Einstein, Mileva Maric: The Love Letters）一书的前言中，对所谓的米列娃的在科学上的成就，表示怀疑，但用语颇为谨慎。

[6] 见刘华杰：《俗人爱因斯坦：读<爱因斯坦全集>第五卷》(载http://www.shc2000.com/030706/suren.htm)以及刘兵：《信封里的爱因斯坦》(载2003年7月17日《科学时报》)。尽管认为刘华杰的“俗人”说法也许“色彩过于强了一些”，刘兵基本上持与刘华杰相同的看法。

[7] 由于以往在国内出版的爱因斯坦传，无论是翻译的，还是国内学者自己写的，都很少涉及到爱因斯坦的私人层面，所谓“俗人”爱因斯坦的形象，会造成人们的误解。究竟是否应该用“俗人”来形容爱因斯坦，本文将在后面的分析中给出回答。

[8] 读者面广、销量不小的《文摘报》（2003年7月24）也转载（摘）了刘华杰的文章。

[9]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7月27日转引人民网刘华杰文《爱因斯坦也有婚外恋情?》(见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3/07/dayoo270703.html)

[10] 最有影响的有两本。一是Abraham Pais的《上帝难以捉摸》(Subtle is the Lord…)，一是Albrecht Fölsing的《爱因斯坦传》(Albert Einstein: Eine Biographie)。前者是有关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发展的最权威的论著，后者是有关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和个人事务最权威的论述。由于国内出版的Fölsing的《爱因斯坦传》不是从德文本直译，而是据删了约20%内容的英译本（原作者相当不满意英译本）译出的，加上译文错误百出，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Fölsing的书长达700多页，而1918年以后的内容还不到20%，也就是说，作者对爱因斯坦的后半生着墨太少。这是一个缺陷，尽管如此，这本书仍是目前有关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和个人事务“最好的著作”。（采爱因斯坦研究专家John Stachel用语，见John Stachel, Einstein from 'B' to 'Z', Birkhauser, p.568）

[11] 已经出版的八卷中，第一、五、八卷为书信卷。目前只有前五卷的中译本问世。因经济或其它原因，第六、七、八卷还没有纳入出版计划。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12]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The Berlin Years : Correspondence, 1914-1918 (Vol. 8 ), (《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以后简称CPAE 8)，Robert Schulmann, A. J. Kox and etc. (Edit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此卷分上下二册。上册(1914-1917)，下册(1918)。

[13] 见CPAE 8, p. 990。1914年2月11日，爱因斯坦因未交暖气费，被他在苏黎世的房东告上法庭。爱因斯坦认为与房东之间存在口头协议，免交暖气费。法院驳回了爱因斯坦的诉求，爱因斯坦败诉。必须交房东取暖费本金、利息和罚款。(如果不特加English Translation[英译本]，则以后CPAE指的是documental edition，即原文版。中译本称为德文版，其实是不准确的。)

[14] 不少人对爱尔莎评价不高。查理·卓别林对爱尔莎作了一番贴切的描述: “她是一个体宽身胖的女人，生气勃勃；她坦然高兴做身边这个伟人的妻子，丝毫不隐藏这一事实；她的热情讨人喜欢”（引自Pais, 1982，p. 301）。Pais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柏林社交界对爱尔莎的负面评价，见Pais(1982).

[15] 见CPAE8, pp.44-45, doc.22。在答应与米列娃同居一室的条件下，爱因斯坦在一张画满了图和做过好多计算的纸上，给米列娃规定了许多苛刻的条件，比如

“你要负责

1)将我的衣服整齐地放好

2)一日三餐送到房间

3)我的卧室和书房收拾整齐，尤其注意，我的书桌只让我一个人使用；

  ……

你别指望从我这里得到温情(Zärtlichkeiten)，也别指望我指责你。

……”

当米列娃表示接受这些条件后，爱因斯坦很快又给米列娃写了封信：

“因为我不想失去孩子，并且也不想他们失去我，确切地说，也只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准备搬回去住。毕竟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和你仍旧保持一种志同道合式的关系（kameradschaftlichen Verhältnis）是做不到的。它将是忠实的商务性的关系（loyales geschäftliches Verhältnis），所有私人事务都应该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这一方会行为正当，学会像对待任何一个陌生的女人那样对待你。”（CPAE8, p. 45, doc. 23）

人们非常震惊这些“苛刻的条件”和“冷酷无情的话”是出自爱因斯坦之手。那时，他与米列娃的爱情已经完全消失。个中原因我后面会提到。有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的好朋友贝索都认为爱因斯坦的行为受到了爱尔莎的影响。                       

[16] 爱尔莎的长女伊尔莎(Ilse)当时正值妙龄，爱因斯坦很喜欢她，她也非常喜欢爱因斯坦。尽管受到爱尔莎的父母(同时也是爱因斯坦的姨父母)的压力，爱因斯坦并没有想与爱尔莎结婚的意思。有朋友提出，或许爱因斯坦与伊尔莎结婚更加合适。面对这个提议，爱尔莎将主动权让给爱因斯坦，而爱因斯坦又不置可否，不知所措的伊尔莎只好写信给朋友请救。由于情况特殊，伊尔莎在信文的上方写道：“看完此信立即销毁”。详见CPAE8, pp. 769-771, doc. 545.

[17] 见CPAE8, pp. 343-344, docs. 265, 266.

[18] 爱因斯坦在1911年11月23日给居里夫人写了封信，以表安慰。按时间顺序，这封信本应收入CAPE5，作为文件312a，但第五卷出版后才发现这封信，又收入CPAE8。见CPAE8, p.6。索尔维会议召开之时，居里夫人和朗之万因他们的婚外恋绯闻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巴黎的媒体对他们的私情进行了大曝光。爱因斯坦对这件事的看法是，如果他们相爱，谁也管不着，何况谁都知道朗之万是想离婚的。爱因斯坦在给Zangger的信中表达了这种看法。见CPAE 5，p. 345。朗之万和爱因斯坦后成为终身的朋友。

[19] 在CPAE8中，可以看到一个“舐犊情深”和“望子成龙”的爱因斯坦。这从他给长子Albert的每一封信中都可以看出来。有时是极为严厉的，比如：“Adu(Albert的爱称——引者)：自从你到柏林后，你变得相当懒”(CPAE8, p. 44)；有时是谆谆教导，小到拼写错误：“你的信中还有不少拼写错误，你必须加以注意，字拼写错后，让人觉得很滑稽”(p. 274)；大到人生感悟：“一个正直的人(Kerl)不是通过欢乐和愉悦，而是通过苦难和不公正来让自己成熟起来。你父亲的道路也并不总是像现在这样布满玫瑰，而是充满了刺。”(p.351)“很遗憾地得知，你不上钢琴课了。这是怎么回事，你难道从中得不到什么乐趣吗”(p.341)；有时也体现了爱因斯坦的教育理念：“野心不要太大，不要想着比其他人都强，只要不留级就行，因为这样太无聊，并且是浪费时间。”(p. 367)更多的是对儿子的关切之情：“我真想亲眼看看Tete(爱因斯坦的小儿子Eduard)头一天上学的样子，写信告诉我一些这方面的情况”(p.735)等等不一而足。

[20] 贝索是爱因斯坦真正的朋友。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篇》）。贝索是真正的“益者三友”。他对爱因斯坦有时因为不了解情况而匆忙做出的决定，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不因为其他因素而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他又是能让爱因斯坦绝对信任的知己。为了照顾米列娃和爱因斯坦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贝索和妻子安娜没有少操心。在米列娃接受爱因斯坦的分居条件后回到苏黎世不久，爱因斯坦又提出了离婚的请求。米列娃由于受不了这个打击，一下子病倒。爱因斯坦一开始以为她是在装病，贝索和仓格尔告诉爱因斯坦实情。爱因斯坦态度转变。后来双方曾因小儿子因精神病住院治疗所需的费用，双方发生过误会。由于德国马克不断贬值，米列娃和Tete住院负担过重，贝索和仓格尔要求爱因斯坦提高付给米列娃的费用。之间有过一系列的协商。

[21] 在他的老朋友贝索去世后，爱因斯坦于1955年3月21日给贝索家的吊唁信中这样写道：“作为一个人，我最敬佩他的是，他不仅能和一个女人平静生活许多年，而且持久的和谐一致。在这方面，我自己很不光彩地失败过两次。”不到一个月，爱因斯坦自己也去世了。

[22] 在结识爱尔莎十多年后，爱因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初曾强烈地爱恋着一位朋友的侄女，少妇Betty Neumann。据说爱尔莎允许爱因斯坦每周见Betty Neumann两次，这样他就不会“偷偷摸摸”了。爱因斯坦向Betty Neumann倾吐了也许在他两次婚姻中都没能感受到的激情。这段插曲于1924年结束。当时Betty离婚了，正在寻找新的心上人。他给她写信说，“如果我不是身陷泥潭的话，你就不用找了。……找一个比我年轻10岁，并象我一样爱你的人吧。”他不得不向星空寻找，究竟是什么毁了他。见Pais (1982)。在Betty Neumann之后，爱因斯坦还有过其它恋情。他曾一度与一位寡居在柏林的奥地利伯爵夫人有过密切的交往。爱尔莎死后，爱因斯坦亦还从他的星空中走出来过。见Fölsing(1991)，或Albert Einstein Archives,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Israe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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