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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们说起繁荣的城市社区应该遵循那些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商业的范畴，让我们回归公司这种古老的制度来看看它是否有可能变为社区。
实际上，提醒我们公司也可以成为社区的人正是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先生。更准确的说，他是目前在世的最积极倡导商业界和公司法研究界反思公司这一古老制度背后的逻辑是否依然合理的人。在他之前，对社区研究最多的管理学大师要算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了。
在我粗浅的阅读经历中注意到，德鲁克除了最早预见到大公司组织的崛起并进行了深入分析，首先将管理提升为一门可以习得的学问，第一个提出知识工作者和知识社会之外，被许多评论人忽视的是，他还是最早涉及现代社区研究的人。德鲁克曾经说过自己年轻时有过一个为期18个月的自由阅读时期，他用那段时光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知识积累。那时他每日泡在图书馆，凭兴趣任意选择阅读领域，过了没多久他就发现，最令他着迷的是一本德国社会家滕尼斯写的《社区与社会》（中文版翻译为《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
在《工业人的未来》中，德鲁克给出了两个社会理论，一个是一般性的功能社会理论，一个是工业社会如何建立一种功能社会的特殊社会理论。德鲁克认为滕尼斯试图寻找回工业化摧毁的乡村社会，同时，他先知般的洞见到工业化的不可逆转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瓦解更多以农业为基础的帝国，他意识到滕尼斯试图恢复昔日乡村社会的空想注定失败，但滕尼斯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德鲁克用这个框架来解答如何在工业人的世界中重建一种社会秩序。这一命题伴随了德鲁克一生的研究，他会永远感谢滕尼斯对他的启发。
通过滕尼斯看德鲁克，我们看到了作为社会生态学家的德鲁克，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德鲁克后来的一系列研究的出发点，比如为什么1940年代初期他一直在试图分析一家大型公司而正巧通用汽车向他发出了邀请他立即接受，为什么他能提出知识工作者和知识社会等概念。德鲁克后来的研究都是基于他早期的两部著作《经济人的终结》和《工业人的未来》，第一本书中他预言了一个重商主义社会的终结（这里重商主义是指以财产所有权的多寡决定社会地位），第二本书中他阐述了一个功能社会将如何建立。
德鲁克指出以财产的所有权为社会地位和身份基础的社会是伴随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而产生的，公司制度也是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属东印度公司那种最初的国家所有制变成资本主义文明发达阶段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期间还有合伙人制等无限连带责任的形式。而目前欧美企业普遍以有限责任的公众公司为最成熟的公司形态。但是汉迪指出，在德国和日本情况却并非这样。
汉迪在德国和日本看到了更接近社区的公司形式，这些公司以永续经营为目标，他们受到投资人、员工、客户、供应商、环境、社会等六大主要力量的牵制，但并不对其中任何一种负完全责任，而是只对自己本身负责，这便是汉迪所说的“存在主义公司”。这种公司很多并不求扩大规模，利润只作为维持其存在的手段和不是上市公司那样以为股东创造价值为目标。这种公司还有相应的法律保护，比如德国的企业之间如果收购几乎都会事先取得对方的同意，并保证不关厂、不裁员。
社区公司背后实际上有一种假设，即股东把他们的钱变成一家公司之后，公司就应独立于股东，而不能被视为股东的财产。汉迪引用了1944年珀西法官的一段话：
“在法官和政治家所提出的政治创见中，以眼前这个挑战最为急迫。在人类社会中负责实际生产及分配财富的团体，也就是由劳工、经理人、技术人员、董事所组成的团体，竟然不是法律所承认的团体。法律所承认的，是由股东、债权人、董事所组成的团体──那样的组合既无能力执行生产或分配，而法律也不期待他们来履行这些功能。我们必须将法律地位赋予真实的组织，而撤销虚构组织的无谓特权。”
这段论述其实和德鲁克洞察到的问题殊途同归，德鲁克发现，现代公司从被少数富人持股到被更分散的公众、养老基金、投资基金所持有，而后者并不关心公司的实际业务，甚至尽量放弃经营管理权，而坐等收益，这实际上就是在经历一个“去所有权基础”的过程。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崛起正是迎合这种变化。
因此，不论是德鲁克还是汉迪，他们都认为一个更具有合法性的公司应该是社区公司，而不是作为私有财产的公司。德鲁克给出“社区提供个人以身份，社会提供人们以功能”的社会理论，汉迪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指出公司这种组织应该社区化，实际上，两个人从社会和公司两个不同角度说了同一个观点。
中国的现实情况实际上经历过一个原始的“社区公司”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但是并不成功，后来这种模式被叫做“企业办社会”和“平均主义的错误”等还有许多叫法。思考原因，可能是我们当时急于实现更美好的组织形式和社会理想，而忽视了推动这种进步的物质力量，比如科学技术、管理知识等，而且封闭让我们不能掌握这些欠缺的要素。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大规模引进技术和学习管理知识，经历了高速发展的30年，下一个30年，我们将继续这轮技术变革和管理创新带来的高增长，我们也必须考虑现在发达社会所考虑的问题，到底学习现在看来更有效率的欧美公司治理模式，还是德国或者日本企业，在或者走一条独特的道路。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技术，德鲁克后来承认，他曾认为养老基金持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股份，会导致大企业越来越大，职业经理阶层崛起，管理主义盛行证明了这点，因此他担心初创公司将没有资金支持
。但是，后来初创企业缺乏资金的问题并没有发生，80年代，随着新技术的商业应用，风险投资为初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直至上市的模式，一下子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而且这种模式又引发了资本的迅速膨胀，资本主义在全球得以扩张，私募基金又活跃起来，资本的意志又一次被我们深刻领教，重商主义似乎又卷土重来了，这将对未来的公司组织造成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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