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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界没有人不知道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哈佛商业评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听。”上个世纪90年代最伟大的经理人杰克·韦尔奇曾说，“1981年，我整合通用电气的第一个核心思想来自德鲁克。”然而，德鲁克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管理学家，却恰恰是因为，他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位管理专家。
维也纳的人文环境
德鲁克于1909年11月19日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Drucker的意思是原意为“印刷者”，确实，德鲁克家族在17世纪时曾从事书籍出版工作，养成了亦商亦文的家族传统。他的父亲是奥匈帝国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曾经在莫扎特的故乡创办萨尔斯堡音乐节。他的母亲是奥地利率先学习医科的妇女之一。可以说，他的家庭环境充满着知识的气息。
而这个时候的维也纳，沐浴着19世纪自由主义黄金时代的斜阳，正处于其思想学术与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维也纳，是整个世界的思想中心。这里涌现出了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波普、茨威格等对20世纪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学者、思想家、作家。在1979年出版的自传性散文《旁观者》的前半部分，德鲁克透过他身边的几个大小人物，对维也纳的人文环境作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门格尔创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德鲁克后来的思考又相当多类似之处。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活跃在德鲁克成长时期的维也纳，庞巴威克、米塞斯、熊彼特、哈耶克，等等，为经济学贡献了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与30年代以来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不同，奥地利学派所坚持的主观主义和市场过程理论，内在地对于企业和企业家格外关注。德鲁克曾经上过熊彼特的讨论课，接触过他的企业家通过创造性破坏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发展出了一种更精致的企业家理论。这些理论对于德鲁克后来的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处于这样的人文环境中，聪明而具有洞察力的德鲁克，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广阔的视野。因此，尽管他研究管理学，却不喜欢读管理学书籍。他喜欢的是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和莎士比亚。
现代管理学之父
20岁那年，德鲁克就离开维也纳，在伦敦任新闻记者和国际银行的经济学家，从事证券分析。他看到，没有任何一位金融家会明白什么是企业。
1937年，他因不满欧洲的守旧政治气氛而移居美国。此后一年，他的父母也因反对纳粹而逃往美国，父亲到大学任教授，德鲁克则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从1942年到1949年，他被聘任为贝宁顿学院哲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1950年起，德鲁克担任任纽约大学商业研究院管理学教授。
他拒绝了哈佛商学院的邀请。主要原因是当时哈佛商学院院长制定了一项规定，就是教职员工最多只能每星期做一次咨询工作。而在他看来。管理学更是一种实践，从业者必须要实践。他将咨询活动视为我的实验室。因此，德鲁克一直在从事管理咨询工作。1942受聘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企业——通用汽车公司的顾问。1945年，他创办了德鲁克管理咨询公司，自任董事长。
1946年，德鲁克将自己参与通用管理的心得，撰写为《公司的概念》一书出版，对大企业的组织与结构有详细而独到的分析。什么是企业？德鲁克的回答是：企业的唯一职能便是创造客户（价值）以及创新。
1954年11月6日被认为是管理学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德鲁克出版了《管理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一书。该书标志着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在此之前，没有一部著作向经理人解释管理，更没有一部著作向经理人传播管理。德鲁克提出了“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简称为MBO)的概念，它是德鲁克所发明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概念，并已成为当代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书为德鲁克奠定了管理大师的地位。
1966年，德鲁克出版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成为高级管理者必读的经典之作；1973年出版的巨著《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则是一本给企业经营者的系统化管理手册，为学习管理学的学生提供的系统化教科书。
1995年，德鲁克出版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全书强调目前的经济由“管理的经济”转变为“创新的经济”，企业唯有重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才能再创企业生机。德鲁克首次将创新（Innovation）与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视为企业需要加以组织、系统化的实务与训练，也视为管理者的工作与责任。
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
与一般专业管理学者不同，德鲁克身上始终具有浓郁的维也纳精神气质，那就是19世纪慎思明辩的自由主义者的人文与价值关怀。
在德鲁克已经出版的30多本书中，有一半并不是在谈论管理、经济问题，而是分析更大范围的社会的转型、解构和整合。深刻的洞察力加上坚定的自由主义信念，使得他在对于20世纪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变迁，总是能够作出准确的预言。
1933年，德鲁克还不到24岁，就用德文出版了一本反对纳粹的小册子《保守的国家学说与历史的变迁》，激励不少德国青年，不与纳粹同流合污。
1939年，德鲁克出版了《经济人的末日》，这本书其实早在1933年就写成了。它探讨了纳粹主义的起源，并以伤感的笔触讨论了欧洲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衰落。他预言，希特勒一定会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并和斯大林缔约，但最终也会被全面击溃。当时没有哪个出版商相信这一预言，结果，一直拖到1939年才以英文出版。
德鲁克一生在反对集体主义和集权制度，人的多样化和自由是德鲁克关注的核心。所有的人，在他的思考中，都被平等地看待。就企业管理而言，一方面，他认为，经理人是企业中最昂贵的资源，资本私有者必须对此高度珍惜；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企业、组织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制度框架，让每一个平凡的员工都能够做出不平凡的事。
德鲁克坚定地捍卫经济自由，他认为，自由市场并不必然能导致平等，但若因此就轻易放弃经济自由，那将带来更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尽管是一个管理学大师，但德鲁克告诉经理人的，却绝不是闷头赚钱。他呼吁企业家应具有合乎人性的价值观、信念，并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
不管是管理学还是经济学或政治学方面的思考，德鲁克都以多元化、多样化为宗旨。“在一个强势政府或大企业高声疾呼‘中央控制’的重要时，我则一再地说要分权、多做实验”。跟哈耶克一样，他的一生恰逢集体主义、中央集权甚嚣尘上之时，而德鲁克则冷峻地说：这样的政府，“连廉能政府的基本雏形都谈不上，更别提经济发展、公民权利的行使，以及社区组织的建立。”
为对抗这种集权组织，德鲁克后半生竭力倡导发展“第三部门”，也即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企业的非赢利的、以公益为主的组织，目的仍然捍卫人类的多元性和自由，培育公民精神。
早在60年代，德鲁克就预言，知识将主导多元化和知识化的新社会，在1993年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他又明确提出“知识社会”的概念。这个“知识社会”是德鲁克构筑的一个自由而多元的理想社会模型，政府和企业将丧失其霸权地位，社会的大部分事务，将由知识者自我治理。这将是一个多元的公民社会。
太多的管理专家把效率视为企业的生命线，他们因此陷入唯理主义的泥沼而迷信自上而下的集权和监控。德鲁克的教诲则是：只有自由而多元的人，才能创造出真正持续的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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