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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意：扫描“十一五”规划的决策过程
此次十一五规划的编制过程，有许多重要举措反映出党中央决策模式的变化取向，以及新一届领导集体民主开放的工作作风，从而为规划的科学化民主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历届五年计划制定的时间表相比，十一五规划的启动时间明显提前，专家指出“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前３年左右时间启动规划编制工作。”
自２００３年９月起，经中央指示，负责具体编制工作的政府机关即开始部署前期工作，随后，中央相关部委及各省市陆续启动，而规划编制的标志性事件则是在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７日首次尝试对十一五规划研究课题的公开招标，并同步开展的规划立法工作。这项工作被舆论誉为政府问计于民的首次规范化尝试。
而随后问世的《中国公众对编制国家“十一五”环境规划意见建议书》中，４１２万中国公众为十一五环境规划建言献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并相继被吸纳到十一五规划的编制之中。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公众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热切期待，另一方面则展现出中央领导集体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思路。
据《瞭望》周刊报道，进入2004年11月份以来，中央高层开始一项规模庞大，有计划、有分工的“集体调研”行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这一年中走访了覆盖了中国东西南北中的18个省市,
再加上中央政治局其他的七位常委，决策者调研的足迹遍布全国30个省市地区。此次行动的主旨非常明确：那就是十一五规划的制定。
此次高层调研活动目的性突出：一是验证所掌握的数据资料在质和量上的准确度；二是以经过验证的数据资料判断规划策略的准确度，以及在方向、程度、层次上可行性；三是通过调研为即将作出的发展规划统一认识，听取地方政府和民众的意见，争取最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早在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５日，中央决定１０月在北京召开十六届五中会议，将重点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纵观历届历次中央全会的信息发布，这是最早、也最为迅速的一次，距会议召开时间提前了近三个月，这无疑表明了中央决策新模式带来的卓然效能
当温家宝总理在规划说明发言中，首先指出“《建议》形成的过程，是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比较好地集中了各方面的智慧。”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与以往的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更加倾听民声、反映民意、亲近民生、集中民智。
此次十一五规划制订过程中所展现的关注民众福祉的浓重民本色彩，以及中央治国理政出发点与着力点的转变，都彰显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理念层面上升至决策运筹层面的走向，而十一五规划中散发出的富民主义暖流将令民众有信心期待一个更好的发展时期的到来。
和谐富民：进入黄金发展期的必由之路
十六届五中全会所关注的焦点，不仅停留在“计划”变“规划”所表露出的市场主体意识和政府管理定位上，而更集中于规划所体现出的政策取向及发展路线上，其中应特别指出的是，十一五规划的经济目标将过渡到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公平的富民轨道上。
改革开放的26年间让中国经历了平均9.5%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量，但同时也累积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较以往相比，推动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大大增加，上行与下行因素交叉作用，形成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与压力同在的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
2002年的十六大中央曾作出一个重大判断：“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现在，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第一个五年即将过去，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的十一五时期能否为下一个十年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对于能否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
同时，中国的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就是我们即将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后的第一个五年(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2004年达到1269美元)，是国际上公认的发展转型期。如果运筹得当，经济社会将实现新的跨越；如果应对失误，很容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陷入所谓的拉美陷阱。因此，以决定十一五时期中国改革发展蓝图为主要任务的五中全会，当然就成为“关键时期的次关键会议”，而十一五规划则是考验执政党机遇意识、发展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的一份答卷。
10月30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十一五规划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需要特别突出地解决好四大矛盾，并将分配公平失衡，贫富差距加大作为首要问题。
无庸讳言，在我国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过程中，利益阶层与弱势群体同时出现，贫富分化现象逐步显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统计显示，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在1985年是1∶2．57，到2004年为1∶3．23。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报告进一步分析，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收入的差距则约达5倍。
同时，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在2000年为2．62倍，在2003年为3．98倍，而到了2004年达到4．25倍。
另外，在全国各区域间，2004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平均为7453元，是人均收入最低的5省区市的2倍还多。
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显示，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经超过0.465；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中国内地基尼系数目前已高达0.53或0.54。超过0.4的警戒状态，逼近0.6的危险水平。
清华大学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已从收入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成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城乡差距不仅使众多的农业人口沦为贫困群体，同时也使城镇居民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十五期间，全国GDP年均增长8.6％，但在工业领域，高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步伐却十分缓慢，就业增长率仅为0.7％，2004年甚至首次出现负增长。
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据统计测算，十五期间中国各类社会案件数量急速上升，诉讼金额占GDP的7％左右。1986年以来，中国治安案件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0％。
所以，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平稳增长的同时，十一五规划的经济政策中心明确倾向于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等方面，努力避免出现穷人依旧贫穷甚至更穷，富人则更富的不利局面，并逐步实现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大部分人共同富裕的转变，从而最终告别不计代价的单纯经济增长模式和不协调的收入分配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与人的和谐发展，笔者将此战略思想概括为党中央的“和谐富民”政策。因此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缩小收入差距、增进社会福利、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等措施被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从而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以人为本：构筑科学发展观的坚强基石
“十一五”规划引人瞩目发人深省的亮点很多，然而，十一五规划最本质的突破则在于，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规划的一条基准线。“在规划编制的出发点上，要从偏重于物质财富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
长期以来，在以升迁为动力的片面政绩观引导下，“发展是硬道理”被错误地理解为“增长率是硬道理”、“ＧＤＰ数字是硬道理”。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对过去见物不见人，对ＧＤＰ增长过度崇拜的旧发展观的扬弃。而将以人为本作为构筑科学发展观的基石体现了我党执政思想的巨大飞跃。
据专家介绍，早在１９９９年十五计划编制期间，有关课题组曾多次讨论在十五计划中采用以人为本的提法，并引起争议。基于多种因素考虑，以人为本没有写进十五计划纲要的第一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而是采用了“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的提法。
在过去三年十一五规划的酝酿准备中，具决定意义的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前一个决定全面提出了以人为本、实现“五个统筹”的基本发展战略，并富于前瞻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七项任务”。后一个决定则深刻论述了党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及肩负的崇高使命，总结了党执政５５年来包括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在内的“六条经验”。两个决定使我们党在执政规律的认识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
２００３年４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广东考察非典防治工作期间，第一次正式提出以人为本。这个概念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既是一场适时的观念革命，又是一种务实的审时度势之举。此后，以人为本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关键词汇的注解下，含义逐渐丰满和清晰。
在历时一年的“十一五”规划调研过程中，在“先进性教育讲话”及“和谐社会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曾两次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同一句话：“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表明中央决策层将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与共产党人的最终历史使命紧密结合起来，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境界。正如温家宝总理讲话中所强调的：“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态势和终极追求。１９９２年成立的联合国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认为：脱离人和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忽视了以人为本，发展也就失去了目标和意义。
十一五规划大书特写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新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全新诠释，它的落实，意味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将获得一个可靠的实现途径。十一五规划则标志着这一时代的开始，标志着实现和谐富民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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