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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春天开始，我曾对股市价格波动背后“科学”的客观规律下过大功夫：数过很多“浪”，统计过许多指标的盈利效能，计算过大量K线图的波动日期间隔......我的确相信自己发现了若干具备较强预测能力的价格波动模式，并给它们取了名字以便格物致知。
牛市中赔钱让我逐渐意识到所谓价格波动规律的主观性和任意性。我注意到市场背后的有形的手，那些资金集团为牟取暴利而操纵股价的行为导致了价格的涨跌或者盘整，我渐渐相信他们无所不能，并逐渐将所有的涨跌都归因于他们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我对“庄家”的迷信经受了1996年底《人民日报》社论的冲击，但是直到1999年5·19行情的时候我才充分意识到，是政府的伟力创造了股市中的一切也决定了股市中的一切。我于是渐渐地将学习兴趣回归到自己的专业：中国政府与政治。但是，即便到那个时候，我仍然坚定地认为：股票即便不是生活的一切，也至少是生活中一切的中心。再后来，当我系统地学习金融学各门课程时，才意识到直接融资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仅仅是间接融资的一点补充而已。最终，我更意识到即便是我们整个经济生活，尽管如今被定义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但在更加有力更加宏大更加本质性的东西面前，也仅仅是工具而已。
回首我在市场中的岁月，感觉每一天都今是而昨非。约瑟·李佛莫曾经在其回忆录中说过，身处市场，就总有一个错误在你面前。索罗斯也强调他导师卡尔·波普尔的观点：绝对正确的真理是不可能的，而错误的存在则是绝对的。如果他们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今天的认识仍然不过是坐井观天。但是就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空间来看，回顾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倾向于从中国改革和社会资本动员以及投资观念和行为的变迁等几个角度来综合地理解那些波动。
1992年至1994年曾经有过两次大幅上涨，它们主要发生在中国的两个改革试点城市即深圳和上海，当时动员的资本主要是两个地方的部分储蓄资金，加以少量的外地游资。这些资金以零散而情绪性的方式冲进市场，当时数百万就可以影响个股行情。
而此后中国股票市场自1995年底的低点开始直到2001年中期结束的大牛市，其实包含着不同性质的行情。最初的一大段行情持续了40多个月，其背后的动能是官方利率的不断下调，同时证券营业部从一线城市向二线、三线城市扩散，使千万家庭跨越了对股票的神秘和恐惧。那段时间的动员，使得无数善男信女信心满满地将他们的存款和买断工龄的养老钱扔进市场的血盆大口中去。1998年，该入市的资金基本到位，这波行情本来就该结束了，但是为了尝试通过“财富效应”而刺激内需从而服务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部分决策者人为地发动了1999年的5·19行情。大约在同一时期，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资金运作模式，有人称之为“长庄”甚至“善庄”。他们利用人们对“庄家”的迷信，用“市值配比资金”加“三方监管协议”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安全的模式，从企业和金融系统中动员出额外的数千亿元资金进入股市。“长庄”买入后不卖出，而且几乎买光市面上的所有流通股，让股价上涨10倍左右，然后抱着10倍于本金的市值作为信用担保到处找企业一比一融资。这种新模式导致数千亿元资金可以做出数万亿元的市值来，由此，上证指数颤巍巍爬上了2200点。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出口井喷导致产业资本的收益率大大提高，远超过股票市场上12%左右的融资利率，长庄模式委靡并最终普遍破产。在此背景下，政府在股市治理机制上重拳出击，使市场进入熊市。
2006年以来的大牛市，应当放在国内国际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理解，人民币汇率机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论者甚多。作为补充，我想指出的是当前市场主导性的资本集结与动员方式。如今在市场上唱主角的是开放式公募基金，他们大量地买入股票，导致价格和他们手中的资产市值上涨，而无风险地赚大钱的神话又动员了大量的家庭将存款从银行搬到基金中去，使基金经理们有了更多的子弹将相对“安全”的蓝筹股指标股继续往上推高。这种资本动员方式所吹起的泡沫具有前所未有的膨胀力，当然将来一旦破灭其杀伤力更加巨大。戳破这个大泡的是正在紧缩的货币政策还是推出指数期货之后的机构间对赌和风险放大？暂时还说不清，但是只要我们牢记“市场，无非是一个泡沫，接着另外一个泡沫”，那也就无惧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了。
到目前为止，我仍然认为，绝大多数人投身于中国股市的行为，主要是一种消费行为而不太像投资行为。从现金流的整体过程看，它和彩票游戏没有本质差别：你投入资金，获取小有斩获时的快乐，与人同甘共苦而生的友谊以及作为资深人士或者内幕人士的地位，但是最重要的是买到了有朝一日可以不劳而获的美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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