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猜了一年的谜，今天将揭晓。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马上会明确归属。英国博彩公司早有相关赌盘。哪位幸存者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许是经济学家最难预测的未来事件之一。
据分析人士称，经济学奖评委会倾向于把奖金授予15至20年前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人。理由是经济学理论需要长时间检验。不知道为什么把时间定在15至20年，看上去这是对以往获奖人特征的归纳所得，而不是某种预测模型的演绎结果。其中如果暗藏规律，可能是经济学家出学术成绩的最佳年龄与其平均期望寿命的差。
由此看来，经济学奖评委会在寻找最真的经济学理论。而最真的经济学理论一定可以被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意思是说可检验性就等于真理性。这句话给出一个时间顺序。先是理论，接着是实践，最后是检验。中国人期望中国人拿到各种诺贝尔奖，别的奖不说，经济学奖有难度。因为29年的经济改革历程中，实践常常走在理论前面。于是，理论变成经验总结，而不是科学预言。
只有理论预言的事件发生或者不发生时，人们才会对理论的真伪有可靠的判断。依据理论所作预言必须包含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与地点。经济学理论的困难在于，对未来事件发生时间的预测总存在这样那样的模糊性。所以有笑话说，一直看跌或坚持看涨，都能成为经济学家。
关于投资者教育的真理是，投资有风险。经济学家也总结了许多关于何种情况下投资风险较大的“理论”。问题是，没有一个“理论”没有例外，“理论”不能确定何时投资一定成功或者失败。甚至，“理论”一诞生就意味着自己无效了。因为，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投资“理论”会影响其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投资者通过学习“理论”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所以，学习所谓投资“理论”并非最有效的投资者教育。
最简单而有效的投资“理论”是在尽可能多掌握信息的前提下，从众。但再多信息也不会透露其他投资者脑袋里的投资“理论”和风险偏好。趁着夜黑风高冲锋陷阵，天一亮，硝烟散尽，周围可能是成千上万人，也可能空无一人。投资“理论”一向有巴菲特老师格雷厄姆为代表的“真实价值派”与凯恩斯为代表的“选美派”。我以为，真实价值确实存在，但不一定与投资收益有关。当错的人太多时，对的“理论”无法有所作为。
曾与人合著《股价的可预测性》的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认为，寻找股票的真实价值好比大海捞针。他对过热股市的建议是“如果你觉得股市有泡沫，不要‘满仓’。”但是，仅凭躲过风险能学会谨慎么？
都在猜巴菲特为什么减持中石油，惟一没人公开谈及的，就是巴菲特也可能做错了。不妨跟巴菲特对赌，在他减持时买入。永远不曾与巴老对赌过的人，是不会真正信奉他的理论。好的学生，应该通过论证与老师相反的观点进行学习。当然，学习一定要付代价。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有些时候，即便证明自己正确也毫无快感可言。确实如此。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和其他管理层的决策者也得有这种思想准备，即或流血才是最有效的投资者教育。惟一需要管理层做的，是保证“政府干预市场”不出现在投资失败的原因清单中。
博弈论再成诺贝尔奖赢家
作者:
李华芳 摘自:《新京报》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明尼苏达大学的赫维茨(Hurwicz)，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马斯金(Maskin)和芝加哥大学的梅耶森(Myerson)，以表彰他们在激励机制设计理论方面的贡献。
按照亚当·斯密的设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理想情境中能有效分配资源。但现实中总有各种各样的制度约束，导致市场不能发挥作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指出市场存在交易费用，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于是有企业这样的机制作为替代。因此不同类型的制度如何最大化个人或社会的福利就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激励机制设计理论产生的背景。通常而言，激励理论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最优机制，即机制的目标是最大化个人的预期收益。另一个可以称为效率机制，即设计者的目标不是个人收益最大化，而是社会整体的福利最大化。
激励机制设计理论不仅在理论上将博弈论引入到新制度经济学中，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在现实中，也有助于人们找出有效的交易机制、管制手段和投票程序，丰富了现实中可以选择的经济制度。各种预测虽然都没有猜中获奖名单，但赫维茨、马斯金和梅耶森的获奖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诺贝尔经济学奖如何激发头脑风暴
作者：彭永斌
摘自：《长江商报》
“最难预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尘埃落定。大热门让·梯若尔最终没能摘下这颗“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三位美国学者：赫维茨、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成了诺贝尔系列奖项的收官者。他们的主要贡献，是“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基础”。
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个“机制设计理论”。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都存在。比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政府也不一定了解个人和企业的纳税能力；又如，公司的所有者未必清楚经营者资产运营的状况，行政管理人员也难以掌握下属是否在认真工作。这些外生性或内生性的信息不对称，对政策制定、有效执行等，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信息优势者获得便利，导致制度“无意识”倾斜，那有可能产生严重结果。如何避免信息非对称下的潜在威胁，“机制设计理论”应运而生。
具体而言，即假如我们对各种情形有一个认可的社会目标存在，那么机制设计就是考虑构造什么样的博弈形式，使得结果就是那个目标，或者无限接近。这不仅仅停留于“博弈”，更在乎“以什么方式博弈”、如何体现成果。在赫维茨和马斯金等人的思想体系中，“激励”是关键词之一。
就我国来说，在社会转型的当下，变革或优化制度，成为时代热词。“博弈”的需求，因“变革和优化”而来，也面临一些迷惘。可以说，正如萨缪尔森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于我国市场经济的意义，或如科斯的产权理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这个“机制设计理论”，与现实需求的契合，给了我们充分的空间去想象。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惯例”——习惯将奖项颁发给“旧人”，更类似于一个“终身成就奖”来看，理论的实践效果，起码已为一些经济思想走在前头的国家所验证。这增强了借鉴的价值。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机制设计理论”于我们还是一个新事物。事实上，赫维茨、马斯金等名字，对经济领域的不少人而言，都绝不陌生。“激励”也成为很多企业调动员工积极性时惯常采用的方法。只是，任何理论的设想，均有其一定的环境要求。当社会的大环境能很好地与理论前提匹配，它将可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思想的光芒。由此，阅读任何一种外来理论，我们都需要首先进行反思——这既是避免“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谨慎，也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下，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需要。
对待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我们尤需如此。应该看到，大部分的诺奖得主，曾给我们带来头脑风暴，萨缪尔森、弗里德曼、阿罗乃至斯蒂格利茨等人，其理论甚至贯彻到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当中。以机制设计理论而言，它的“激励”，作为一种路径追求，是以博弈为前提的，但目前，在很多行业或领域，我们还没有做到充分博弈，甚至是没有博弈。博弈首在于对权利彼此尊重，双方是平等主体，然而一些企业行为还没有体现出这一点。作为社会科学，经济理论的影响也不限于经济，在更广的社会领域，我们更是需要注意。
一言以蔽之，社科类的奖与自然科技奖项有着本质不同。诺贝尔系列奖中唯一的社科类奖项既出，我们在阅读获奖理由时，除了勾画“拿来”，还要自问有什么需要反问和补充。
首页[1]末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