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整个改革期间，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就支撑起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征被称为人口红利，在经济学界这已是一个共识。
但目前这种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这个转变会带来城乡劳动者工资的上涨。
劳动力的这种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做“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经济学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等到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由此来看，经济增长本身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根本原因。
从2004年开始，我国东部沿海一些省市，出现了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这一现象现已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推动了普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比如，在中国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2004年前的10多年中，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只有60元，但到2005年一年就增长100多元，近两年的工资水平继续在提高。与此同时，城市失业率攀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也得到遏止。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种种信息表明，目前我国劳动力的供给结构，特别是初等劳动力已经从供过于求转为供求平衡，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供不应求，将来有可能出现整体供不应求的局面。“刘易斯拐点”已初见端倪。
中国劳动力供求形式的变化尤其是“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一方面会改变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谈判地位，以及他们双方在政府立法和政策决定中的相对影响力。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不得不寻找高素质的劳动者并为此改善雇佣条件，提高工资水平，劳动者就会有较大的选择空间，改变目前雇主和劳工之间过于不平等的地位。另外，这也是调整中国户籍制度的机会。以前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的就业压力归咎于外来劳动力的竞争，形成排斥外来劳动力的周期性政策倾向。“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减轻城市就业者的压力。
另一方面，“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也使得以往依赖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遇到极大的挑战。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在这种结构特征下进行的。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因此，企业特别是政府如何应对“刘易斯拐点”的挑战，某种程度而言将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对企业来讲，是单纯依靠增加劳动还是依靠投资，或者转到以提高生产率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时候，企业自然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资金供给充裕的时候，企业会尽可能地获得投资；但这些资源都变得相对稀缺的时候，企业就会选择提高生产率。然而，企业能否得到这些正确的市场信号，就得看市场自身的完善程度。只有通过竞争，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生产要素的价值。
总之，面对“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逐渐消耗的现实，中国应主动寻求发展模式的超越，从现在依靠廉价劳动力、压低生产要素、资源价格增长的模式，转到更多依靠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劳动生产率去追求更富质量的增长。
中国离劳动力短缺拐点还很远
作者:潘璠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5月12日，《北京青年报》刊发评论文章，针对“民工荒”问题，提到了著名的“刘易斯拐点”。文章引用吴敬琏先生的解释，说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
5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也刊发文章“剩余劳动力≠农民工”，就所谓“拐点”问题提出了看法。
笔者赞成“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的观点，也赞成提高农民工待遇，但不认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时间不会很久”的判断，当然更不赞成这个拐点将在2009年到来的预测。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一个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农业部门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转移过去大量劳动力。而吴敬琏先生提到的那个拐点，就是这一模型中的一个关键点。刘易斯的贡献是提出了二元结构，但却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他的模型后来已被多位经济学家所修正。
事实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那个“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的拐点的出现，都是和农业现代化程度紧密相关的。
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有了极大提升，确实已经今非昔比。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完成工业化进程、实现现代化，仍然任重道远。2004年，我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15.2%，而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则仍达46.9%，明显高于第二和第三产业；而在2000年，美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2.6%、5.1%、10.9%和11.5%。
由此表明，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由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绝对量和比重都相当高，使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仍然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可能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没有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二、三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不可能短时间吸纳如此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而且二、三产业本身的现代化程度和其吸纳劳动力的程度是成反比的。因此，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拐点”还有很大的距离。
首页[1]末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