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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洋：非官方的统计数据不应轻视
摘自：新浪网络
国家税务总局计统司公布我国2006年宏观税负为18%之后，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了异议，并公布自己的统计数据:“去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果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5000亿元、社保8000亿元等预算外收入，我们真实的税负已经达到31%至32%，这种程度的实际税负已经相当高了。”
一个是18%，一个是31%以上，官方与非官方提供的统计数据差距之大，一目了然。统计方法不一样，很难说谁对谁错，但二者之中，必定有一个更接近事实，更反映出生活的真实。
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统计数据，特别是据此制定各项政策时，我认为不能只有一个官方的调查，还要有非官方的调查。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只有一面之词，总是容易出错。
事实上，官方的统计数据，有时不仅仅是老百姓不太相信，连政府官员也将信将疑。在今年人代会辽宁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上，人大代表、省委书记李克强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联系辽宁的情况说:“去年地方(辽宁)统计的数字达到了能耗降低3%，污染排放降低2%的指标。当然，我认为要实事求是地看，这个统计是否准确？统计口径上是否有偏差？或者说我们在污染的监控方面是否保持了持续不间断？我们还不能做这个最后的判断。”
李克强直言怀疑地方上的环保数据，据说，此言一出，会场气氛立时有些变化。辽宁是个工业大省，总理报告坦诚承认GDP单位能耗减少4%，主要污染物削减2%这两项环保指标没有完成，辽宁统计数据却表示自己完成了，难怪头脑十分清醒的李书记提出质疑。
官方统计的失误率有多大，可信度有多高，一直没有人来回答。民间的说法是“数字出官”、“数字出政绩”，基本上是比较形象地概括了官方数据失真的原因。记得去年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刚刚倡导幸福指数时，北京的统计部门很快就公布了北京人的幸福指数，结果是郊区农民的幸福指数最高。我估计，市领导没有人相信，城里居民不相信，京郊农民也不相信。新农村建设刚刚破题，农民兄弟的幸福指数就超过城市居民了，未免也太“神笔马良”吧。
有一些官方统计，明显违背了常识，大家一眼就能够识别，类似环保排污指数、幸福指数，更多的官方统计的真伪就不是非专业人士可以判断的了，需要由非官方的专业人士去判断。用非官方的统计数据对官方的加以校正，提供一个参照，甚至提供一个对立面，有助于决策科学和决策正确。仅仅依靠一个方面提供的统计数据，一旦统计数据发生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亏我们已经吃过不少，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各级领导要使自己不受骗，也不骗人，务必做到既重视官方的统计数据，也不轻视非官方的统计数据。
潘璠：也说官方统计和非官方统计
摘自：中国信息报
3月22日，北京晚报的苏文洋先生在他主持的《北京论语》专版发表了头条时评，题目是《要有非官方的统计数据》。题目讲的是非官方统计，内容则是针对官方统计。
苏先生是当今评坛上的一位大家。从国家大事到请客吃饭，从政府官员到明星大腕儿，都是苏先生的评论范围和对象。他的时评兼具杂文的风格，笔锋犀利，言辞辛辣，虽不说招招见血、剑剑封喉，往往也是切中要害，酣畅淋漓。当然，同其他的一些评家一样，苏先生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事事都懂、样样皆通，说得不全面、不准确的时候也未必没有。好在社会的开放度、容忍度提高了，只要大方向正确，你这厢“语不惊人死不休”，我那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了。特别是政府部门，更要虚怀若谷，兼听则明。不过，有些事情既然谈到了但又没谈透，或有一些误解，而此类事情又应该让公众多一些了解和认识，就不妨让当事各方多做一些解释和说明，这样对评家、对读者都是有利有益的。
比如官方统计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也应该接过苏先生的话茬，再多说几句。
什么叫官方统计？官方者，政府也。顾名思义，官方统计就是政府统计。既包括由政府统计部门进行的统计，也包括其他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的统计。世界各国，有政府就有政府统计。在许多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或许没有发改委、计生委，没有工商局、旅游局，但政府统计机构是一定要有的。有些国家，政府统计集中在相对强大的国家统计局里，如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有些国家，政府统计则多分散在政府各部，如美国、日本等。虽然统计无处不在，宏观可以到一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微观可以到企业、家庭乃至个人，但官方统计在统计的大格局中确是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的。在国际统计学会（ISI）的大旗下，国际官方统计学会（IAOS）属于重要的一级分会。官方统计的性质及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官方统计的范围，也就是政府职能涉及的范围。市场调节也好，自由经济也罢，政府都要掌握最基本的国情国力。所以，许多国家对官方统计都是充分重视的。一是设立了相应的机构，配备了必要的人员；二是在经费上予以保障，按时拨付；三是给与行政和法律的支持。一些国家，为了保证人口普查数据的准确，甚至采用全国戒严这样的超常措施。
中国的统计事业在不断发展。中国的官方统计在把国际惯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方面，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制定并多次修订《统计法》及配套法规和地方法规；建立了与西方国民账户体系（SNA）相衔接的核算制度；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发布系统（GDDS），并按要求定期发布相关数据及指标解释；建立了周期性普查制度和抽样调查制度，同时，也仍然保留着诸如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商品零售额等反映现阶段中国国情的统计内容。毋须忌言，如苏先生所言“数字出官”、“数字出政绩”的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现象也使本已难度很大的统计工作在某些局部受到一定程度的人为干扰。这或许是影响官方统计公信力和权威性的重要原因，但决不是影响数据质量的唯一原因。如GDP数据、能耗数据，地方与国家的数据存在差异，也并不完全是弄虚作假的缘故。因为作为核算数据，世界上任何国家分级核算的指标，上一级的数据与下一级的数据相加也不完全相等。
如果做一个假设，排除弄虚作假的因素，要做好中国的官方统计，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一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人口居世界之最，国土面积也位居前列，区域之间很不平衡，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动，人口大范围流动；二是经济体制正处在转轨阶段，新旧体制并存、交织的现象依然存在，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经营方式的统计对象千差万别，且迅速变化。这些都加大了统计工作的难度。此外，在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区，尚需要通过一月一天的排队日来呼唤公民的公德意识，让企业、个人自觉配合调查、确保数据质量又谈何容易！
既然如此，是否更证明了非官方统计存在的必要性呢？确实，非官方统计在国内外都是一种普遍存在。但同官方统计相比，非官方统计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其作用和影响力是不尽相同的。所谓非官方统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利用一些官方统计数据、国际组织的统计数据和微观统计资料，进行统计评价和分析研究。比如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所做过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评价分析；另一类是利用统计分析方法所进行的各种民意调查。如美国的盖洛普公司、我国的零点公司等。可以看出，非官方统计与官方统计作用不同，性质也不同，各有各的领域和范围，彼此是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而并非是一种相互验证的重复统计。世界各国，鲜见非官方统计涉及官方统计的领域、特别是对国情国力的宏观指标进行统计的先例。因为非官方统计不具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制度授权和经费支持。另外，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非官方统计结果，如“85.3%的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10年前更重了”、“北京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53岁”、“15%的男人给别人养孩子”等等，有的并没有公布抽样的比例、样本的分布等最重要的要素，有的则以很小一个局部代替了相当大的一个总体，有的则完全就是张冠李戴。其客观性与可信度如何也不得而知。
我国开展真正意义的非官方统计时间还短，主要涉及范围有限的抽样调查，且还存在很多不规范的现象。苏文洋先生在文章的一开头就举例说，国家税务总局公布我国2006年宏观税负为18%，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当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5000亿元、社保8000亿元等预算外收入，我们真实的税负已经达到31%至32%。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税负的概念应该怎样认识和分析，周教授引用的也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而不是如苏先生所认为的有他自己的统计数据。苏先生说，官方统计的真伪需要由非官方的专业人士去判断，用非官方的统计数据对官方的加以校正。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专家们可以从逻辑关系、匹配程度等诸方面对官方数据进行评估，但很难用现有的非官方统计颠覆并替代官方统计。
虽然苏先生对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开的药方并非良方，但作为一个局外人能有此见地还是令人尊重的。
近一时期，国家统计局采取了主要专业集中联审、下管一级，聘请社会各界专家对主要数据进行评估，成立统计违法案件举报中心等一系列措施，都旨在统一和规范核算方法，防止可能的人为干扰，提高官方统计的权威性和准确程度。而无论是官方统计还是非官方统计，要赢得社会信任，都应该更加公开透明地运作。比如，把调查的口径范围、指标解释、计算方法、样本选取告知公众。此外，我倒是希望能有多一些专家学者、代表委员，包括苏先生这样有正义感的社会各界人士，愿意到官方统计机构挂职或兼职，当顾问、当“卧底”都行，当填表人、记账户、电话访问员当然更好。这样，一定有利于把官方统计置于更加透明的社会监督之下，也有利于使各方人士增加对官方统计乃至整体统计工作的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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